张婉

说起我的家风，得从一张饭桌讲起。

记得那年在外婆家过年，舅妈端出一大盆腊猪蹄，热气裹着咸香直往脸上扑。满桌亲戚笑着催“趁热吃”，我筷子刚伸出去，母亲的手就轻轻按住了我的手背。她没说话，只是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旁边的长辈还在打圆场：“孩子嘛，先吃先吃。”母亲也笑，但手始终没松开。我默默收回筷子，低头扒饭。那会儿觉得委屈，满桌热闹都跟自己没关系了。

后来自己有了孩子，才慢慢明白，母亲那一记轻按的深意，不是苛责我，是想悄悄教会我一份处世的分寸：世间不只有自己的口腹之欲，还要顾及别人的期待和喜好。一餐一饭之中，让我懂得谦让与体恤，这便是母亲教给我的第一课。

而父亲教会我的，则藏在一盏盏深夜的长明灯下。父亲当了四十三年老师。他有一样本事，爱把枯燥的历史年份编成顺口溜。“安禄山范阳起兵，唐玄宗西逃蜀道难……”课本空白处全是这种句子，红笔蓝笔写得密密麻麻。同事来借教案，他从不推辞。后来那本教案在老师们手里传来传去，等他退休，再没还回来。他偶尔也会在书架前愣一下，我问他：“觉得可惜吗？”他总是淡淡一句：“只要还在教学用着，就比搁自家书架上好。”

退休后，父亲迷上了旧体诗，到今年已经写了十八年，没出过书，没得过奖，偶尔收到一两句文友的留言便能高兴好几天。灵感来了不分时候，夜里披衣坐起来，台灯一开就到后半夜。母亲劝，他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回头灯又亮了。我在电话里听母亲念叨，跟着劝两句，挂了电话才发觉——我自己不也这样么？一份材料改五六遍，非得改到自己觉得“行了”才交。父亲那盏灯到底什么时候照过来的，我说不清。

十四岁那年，我考上安康师范。哥哥在市里读农校，两个中专生，家里开销吃紧。那几年教师工资拖三五个月是常事，粮油店赊着账，我学费靠贷款。每月回家拿生活费，母亲从抽屉里取出一只铁夹子，里头一沓一块五块十块的零票子，理得齐齐整整。她数给我，有时候多塞一二十块，说：“在学校吃好点。”我从没问过她这钱是哪来的，但知道家里很不轻松。

有一回返校，头天夜里下暴雨，山路塌方，约好的面包车到不了。我急得在屋里团团转，父亲坐在沙发上，眉毛拧成了疙瘩。过了一阵他出门，回来时后面跟着个摩的师傅。平时十五块的路费，那天人家要三十。“三十块，家里赊着米面账呢。”我张了张嘴，父亲摆一下手：“走。”

他扶我上车，对师傅说：“路滑，慢点。”车动了，我回头看，父亲站在路边，越来越小。后来我赶车再没迟到过。不是不敢，是不忍。

前年秋天，我带儿子路过菜市场，看见一个卖韭菜的老农，他蹲在路边，三捆韭菜搁在一块旧塑料布上，草绳随意扎着。我蹲下去，忽然就想起母亲。她当老师时，看见顿顿酸菜泡饭的困难学生，就会把人叫到家添双筷子。她要是在这儿，肯定不问老嫩，不还价，买了就走。

我把三捆全买了，递了钱，没让找零。

一天下午，从超市出来，碰见一个骑摩托车的妇女带着孩子摔了，东西撒了一地。我还没反应过来，儿子已经跑过去帮忙扶了车。十岁的孩子，由于吃力脸涨得通红，最后还是使劲把车把扶正。回家路上我问他，怎么想到去扶的。他说：“没想那么多，就觉得该扶一把。”

仔细想来，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张贴过什么家训，父母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给我们讲过什么大道理。但我家的家风就一直藏在这一件件一桩桩细碎的往事之中：是饭桌上母亲按住我筷子的那一瞬；是父亲书房彻夜不灭的灯火；是雨天毫不犹豫掏出来的三十元车费；是遇见难处时愿意伸手帮扶的善意。

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些细碎的东西慢慢就浸润到骨子里了。吃饭懂得谦让，做事不敢敷衍，遇事多替旁人着想，出门总记得早一点，这些都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道理，但它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以及后来的成家立业。

儿子尚且年幼，很多道理他还要慢慢体会。我也并不急着跟他一一讲明白。就像当年的父母，也未曾把大道理一一说给我听。

灯火寻常，岁月缓缓。有些品格，不必言说，自会在一代一代人之间慢慢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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