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蕾

《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不仅记载了华夏民族千年的历史兴衰，更沉淀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蕴含的廉洁思想、为政操守，历经千年依然熠熠生辉。在《循吏列传》等篇章中，司马迁笔下清官廉吏的风骨所代表的廉洁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新时代推进清廉建设、涵养清风正气的生动教材。品读《史记》廉洁故事，汲取历史智慧，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李离伏剑：以命护法，彰显权责对等的廉洁初心

《史记·循吏列传》中，李离的故事堪称古代为官者敬畏法度、勇于担责的典范。李离为晋文公时期的司法官，因听信不实案情误判杀人，发觉后主动将自己拘禁，判以死罪。晋文公为其开脱，认为是下属官吏的过错，并非他的责任。李离却断然拒绝：“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他直言，身居高位、享受厚禄，就必须承担对应的责任，出现过失不能推诿给下属，更不能漠视法度。面对君主的赦免，他坚守“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的准则，最终伏剑自刎，以生命捍卫了律法的公正。

李离的选择，诠释了最朴素也最坚定的廉洁内核：权力与责任共生，法度与底线共存。廉洁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对权力的敬畏、对职责的坚守、对法度的尊崇。在他眼中，法律面前没有特权，为官者一旦滥用权力、失职渎职，就必须承担后果，没有任何逃避的理由。这种不徇私、不诿过、不枉法的品格，正是清廉为政的根基。古往今来，一切腐败行为的根源，都是权力观的扭曲，是将公权异化为谋私工具，是漠视责任、践踏法度。李离用生命告诉后世，为官者最大的廉洁，就是守好权力边界，扛起应尽责任，做到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

石奢自刎：公私分明，坚守忠孝两全的清廉操守

同出于《循吏列传》的石奢，是楚昭王时期的国相，为人“坚直廉正，无所阿避”。他在巡行县邑时，偶遇杀人案件，追捕后发现凶手竟是自己的父亲。一边是对骨肉至亲的孝道，一边是对国家法度的忠诚，石奢陷入了情与法的两难抉择。他最终放走父亲，归来后自缚请罪，向楚王坦言：“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楚王宽慰他追捕不及，无需担责，石奢却坚守本心：“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自刎而死，以死明志，守住了为官的清廉与做人的气节。

石奢的抉择，展现了古代君子公私分明、不徇私情的高尚操守。亲情是人性之本，但公权是天下之公，为官者绝不能因私情废公法，因私利坏公道。廉洁的核心，在于分清公与私的界限，做到公权不为私用、私情不扰公事。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腐败问题的滋生，正是源于公私不分、亲情越界，利用职权为亲属亲友谋取私利，最终滑向违纪违法的深渊。石奢用极端却坚定的方式，为后世树立了标杆：清廉之人，既要守好亲情底线，更要守好公权底线，在情与法、私与公的抉择中，始终把公道、法度、责任放在首位，不偏不倚、清正自持。

晏子尚俭：戒奢以俭，践行克己奉公的清廉本色

《史记·管晏列传》中的晏婴，是节俭奉公、清廉自守的千古楷模。晏子身为齐国国相，身居高位、权倾朝野，却始终坚守俭朴本色，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居住陋室，出行简约。齐景公多次要为他更换府邸、赏赐财物，都被他一一拒绝。晏子认为，为官者的本分是为民谋利、为国尽忠，而非贪图享乐、奢靡度日。他身居高位而不谋私利，执掌权柄而严于律己，用一生践行了“廉者，政之本也；俭者，心之公也”的信条。

晏子的清廉，体现在崇俭戒奢、淡泊名利的日常坚守中。奢靡之始，危亡之渐。贪图享乐、追求奢华，是廉洁操守的腐蚀剂，一旦放松对物质欲望的约束，就会逐步突破纪律底线、道德防线。晏子的故事深刻说明，廉洁不是一时的坚守，而是一辈子的修行；不在于惊天动地的壮举，而在于日常点滴的自律。新时代的清廉建设，既要抵制贪污受贿等显性腐败，也要杜绝铺张浪费、享乐奢靡等隐性问题，以俭修身、以俭兴业，永葆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史记》中的廉洁故事，是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是直抵人心的清廉教诲。李离护法、石奢明志、晏子尚俭，三位先贤用一生坚守，诠释了“廉”的真谛、“洁”的内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品读《史记》，汲取先贤身上的智慧力量，正是推进新时代清廉建设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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