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轩

自小长在山里。童年许多个黄昏，我站在村前的山梁上眺望远方；许多个夜晚，我手持一根赶山鞭，用力一挥，山却岿然不动。

我下功夫读书，想通过考学走出山，怎奈成绩终究翻不过秦岭，最后还是回到出发的地方，靠教书谋生。原以为我渴望走出大山不过是因年少轻狂，后来才明白，那份不甘早已镌刻在家族的血脉里。那条逆旬河而上、攀秦岭、绕黄花岭、出沣峪口到西安的路，一路艰辛，一路故事，是老辈人教育儿女艰苦创业的教材，也是他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走过那条路的，是我的曾祖。他秀才不第，怀揣着“山不转人转”的无奈，徒步走到韩城。富饶的关中没有给他丝毫温暖，他便在秦岭深山游荡数年后，落魄回乡。曾祖与山缠斗一生，只留一声叹息。他给我大爸和我爸起名“兴书”“兴第”，寓意再明白不过，想让他们读书登第，彻底离开大山。

我的爷爷，我的外公，都出过山。他们是背客，背生漆，翻山绕水半个月出沣峪口；背食盐百货，原路返回，又是半个月。那个年代，家中男劳力多有这样的经历，都有着骆驼一样的忍耐力。当然，也有很多人一去不返。老家至今还有老辈人把人去世叫“背盐去了”。

我爷爷去过一次，侥幸回来，却因风餐露宿落下哮喘病，在我父亲读初中时便离世了。我外公去世得晚些，记得他脖子后面长着小碗大的硬肉疙瘩，走路时脖子一直偏着，那是背客的职业病。爷爷和外公那一辈，一直在山里山外穿梭，他们终究无奈地埋在了山里。

再说说我的父亲，他的青年时代走得更远。晚年他常对孙子说他从旬阳出发，走到西安，走了七天，回来沿着爷爷背盐的路回家，走了二十天。他没有说出去时如何豪情万丈，归来时步履多么沉重。

我第一次去西安，坐的是大班车。下午七点上车，抵达时已是次日清晨。留下的印象就是一路山高水长，司机很横，途中饭菜很贵。外面的世界真的很好，心里想如果出生在这里，该多好啊。

山没有走，我儿子也来了。他坐的是西康铁路，祖辈一个月的脚力，他三小时抵达，后来他走得更远，坐飞机到了北京，人称他博士，其实，他也是个逃离大山的孩子。

从曾祖到爷爷，到父亲，到我，再到我儿子，哪一个不是大山的孩子？大山养育了我们，我们却从未放下心中的赶山鞭。

时代飞跃，高铁改变了我们普通人的命运。我们想要逃离山、赶走山、撼动山，终究无功而返，真正撼动大山的，是那钢铁巨龙，它穿山越水，呼啸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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