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平

西康高铁就要通了！先是隧道通了，再是铁轨铺完了，后来是全线正式送了电，前几天又听说，那黄白相间的检测车，铁路人叫它“黄医生”，都开进安康地界了，快得像一道光。

夜里睡不着，总要翻翻手机，一条一条地看那些消息，看检测车飞驰而过的视频，像是在等远行的儿孙归家，明知快了，仍急不可待。去西安的路，几十年来，不知跑了多少回。安康人管出门叫“出山”，一个“出”字，道尽了这四塞之地的逼仄与不易。

每一回出行的风景各有不同，但总有那么一两回在路上的滋味，刻在记忆里，任岁月冲刷也磨不掉。头一回，是小学五年级放寒假。母亲收拾了几件换洗衣裳，又塞上一布袋核桃，让我陪外婆去探望在咸阳某部服役的二舅。天还黑得像锅底，我们便赶到安运司的院子。那时候的班车，是敞篷卡车改的，车斗里横着几排木板当座位，帆布篷用麻绳绑在铁架子上，风一吹便啪嗒啪嗒响，像有人在头顶上拍巴掌。那时候汉江上没有桥，车到七里沟渡口，要等趸船摆渡。冬天的江面上雾气弥漫，那船慢悠悠的，发动机突突地响着，把一车人晃晃悠悠地从这岸渡到那岸。江水在船底下打着旋儿，浑黄浑黄的，像是搅了一盆泥汤。过了河，才算真正地上了路，西万公路，那是缠在秦岭腰上的一条带子，弯弯绕绕，坑坑洼洼。宁陕、广货街、沣峪口……这些地名不是记在脑子里的，是车轮一里地一里地碾出来的。平河梁、月河梁，一道接一道，车子喘着粗气，像一头年迈的老牛，爬一个坡要哼哧半天。最怕下雨，山上有石头滚下来，拳头大的、脸盆大的，横在路中间，司机便要下来搬。外婆晕车，一路吐得脸色蜡黄，我把她的手拉住，心里又怕又慌。那一趟，天擦黑才磨蹭到宁陕江口镇，非歇一夜不可。镇上的小客栈，床板硬邦邦的，被褥潮乎乎的，人蜷在里面，听着窗外风声呜咽，像山里困着什么野兽在嚎叫。外婆翻来覆去地睡不着，黑暗中叹一口气说：“这路，啥时候才能好走些哩。”我那时小，不懂事，只觉得心里头又疲乏又荒凉。

后来通了火车，一条是襄渝线，一条是阳安线。记得上班后出的头一趟差，是去大连。行程是先经阳安线到西安，再转车到北京，再从北京转车去大连。绿皮火车在阳安线上走着，说是电气化铁路，跑得却不快，先到汉中，再经阳平关、宝鸡，在陇海线上兜一个大圈子。人在车上晃悠十几个钟头，坐硬座，身子都坐僵了。尤其是车行陇海线时，换上了蒸汽机车牵引，车头吐着滚滚白烟，煤灰子从窗户缝里钻进来，落在头发上、衣领上、茶杯里，满车厢都是呛人的煤烟味儿。正迷糊着打盹，邻座一个后生指着窗外喊：“看，到甘肃地界了。”窗外是一片黄土的颜色，沟沟壑壑，苍苍茫茫，确实不是陕西的景致了。从安康到西安，我们竟绕到了另外一个省。到了西安，人整个是灰头土脸的，头发一摸，沙沙作响，像从远古跋涉而来。

再后来，西康铁路通了，日子便好过了许多。秦岭隧道，十八公里长，火车一头扎进去，再钻出来时，山就甩在身后了。第一次坐那趟车，我特意挑了个靠窗的位子，看窗外黑漆漆的隧道壁刷刷地往后掠，心里头有说不出的畅快。

再后来，高速公路也通了，一条大道穿山而过，去西安的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如今跑一趟，三个钟头就到了。这在当年那个蜷在江口镇小客栈里、听风呜咽的小学生看来，简直是神话。即便如此，在我心里头，总还藏着个念想，高铁何时达安康？大巴山的子孙，什么时候也能像关中平原上的人一样，在家门口坐上那呼啸如风的高铁？那才是真正的坦途。

如今，这念想要圆满了。高铁要穿过秦岭了。新线路跑一趟不到一个钟头。当年在江口镇歇夜的那个小学生，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等光景来。

我常常想象着那崭新的列车，停靠在高新区安康西站。走进车厢，手抚过座椅的靠背，凉凉的、滑滑的，车窗上会映出自己欣喜的脸。坐上去，一杯茶刚沏好，还没喝上几口，窗外的千山万壑便甩在身后，快得像一场幻梦。

我也盼着通车那天去看看。不坐，就站在远处，找一个能望见高架桥的山坡，看那道银色的闪电划破山谷的沉寂。往后去西安，便是抬脚的事。早上出发，去省城办完事或逛逛街，中午还能赶回来吃口热乎饭。

这些日子，我常常一个人站在汉江边上，看江水东流。江还是那条江，山还是那些山，可这山山水水之间，有些东西不一样了。一条新路就要通了，像是给这片土地插上了一双翅膀。

外婆走了几十年了。她若还在，怕是要笑着说：“这路，可算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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