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穿越百年的鸠鸣
“咕、咕——咕!”
从春到夏的陕南,这种鸟鸣声特别抓耳朵。调子不高,甚至还略显低沉,却特别有穿透力。对!那是斑鸠在叫,一声接着一声,仿佛押着来自远古的韵脚,稳稳地敲在人心上。
前不久,一首叫《鸣鸠》的歌在网上火了。点开评论区,海内外网友的留言让人心底暖暖的:“歌词意境太美了”“这首歌太好听,听后好想去陕南”。
这首歌曲由旅泰音乐家姚立森谱曲,姚立森、姚立娟兄妹演唱。这歌词,其实改编自一首八十多年前写于陕南的绝句。写诗的人,当时正经历着国破家亡的乱世漂泊。他路过这片熟悉的山水,猛然听见斑鸠一声声啼鸣,心里忽然翻涌起五十年前的童年记忆。
他是谁?国学大师沈兼士。

在北京大学等高校任教时的沈兼士先生
一
到底是什么样的诗,能在八十年后依然让人心头一颤?这得从“三沈”与陕南的缘分说起。
1944年4月,57岁的沈兼士路过陕南,要去重庆。
那时候,他已经在北京大学等高校执教多年,创办并负责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工作。北平沦陷后,沈兼士坚决不肯出来工作,他说:“我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工作。”翻看他的文章,文末落款处常常写着“打鬼节”“除日”“抗志斋”这样的字眼——爱憎分明,毫不含糊。
因为他组织参与了沦陷区文教界的抗日活动,被日伪列入逮捕黑名单第一名。在同仁们反复劝说下,他才于1942年底悄悄潜出北平。1943年困居西安时,沈兼士开始蓄须明志:沦陷区一天不光复,我就一天不剃胡子。

抗战时期,蓄须明志的沈兼士先生(左)与胞兄沈尹默先生(右)
就是这样一位满腔忧愤的学者,在路过这片山水时,忽然听见了一声斑鸠叫。
“咕、咕——咕!”
那一瞬间,时光好像倒流了。眼前的青山绿水,和五十年前的记忆叠在了一起。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时父亲在陕南安康汉阴和汉中镇巴等县做官,他和长兄士远、仲兄尹默等兄弟姐妹,放学后在山野间撒欢儿。春天花开得漫天漫地,夏天绿荫铺满院子。最难忘的,是谷雨前后斑鸠呼唤同伴的叫声。
他在诗前的题记里这样写:“童年随宦汉中,山城花事极盛,与诸兄姊家塾放学,颇饶嬉春之乐。夏浅春深,徜徉绿荫庭院,尤爱听鸠妇呼雨之声。”
然后,笔尖一落,那首绝句就出来了——
漠漠轻阴欲雨天,海棠开罢柳吹绵。
鸣鸠有意惊春梦,唤起童心五十年。
战乱流离,家国故园。一声鸠鸣,却让一位饱经沧桑的学者在熟悉的山水间,一下子找回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这也是沈兼士先生的文字里,少有地提到陕南的地方。藏在秦巴大山里的陕南春天,就这样和这位近现代著名学者,有了一段最诗意的牵连。
沈兼士先生这首诗,被随行弟子葛信益收录进《辅仁校友通讯》。本世纪初,汉阴因建三沈纪念馆征集文献资料时,沈兼士先生女儿沈兑老师把收有这首诗的《辅仁校友通讯》寄给了我。我在做陈列布展方案时,将这首诗进行了展现。
我请教曾长期跟沈尹默先生学习书法和诗词的戴自中先生,问他沈兼士先生这首诗题记中“随宦汉中”作何解,他说沈尹默先生在《自述》中其实已明言:“定远原是僻邑,而官廨后园依城为墙,内有池亭花木,登高远望,则山野在目,河流湍急有声,境实静寂。每当课余,即往游览,徘徊不能去。春秋佳日,别无朋好可与往还,只同兄弟姊妹聚集,学作韵语,篇成呈请父亲,为评定甲乙。” 就是说春秋课余之时,正是他们兄弟姊妹结伴自汉阴前往定远厅(今镇巴县)探望父亲的好时节,如果当时家就在定远,自然就不必这样说。
二
沈兼士的童年记忆里,当然少不了他的父兄们。
他的父亲沈祖颐,自清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历任陕西安康县知县,汉阴、砖坪、定远等厅抚民同知,缓催科,慎刑狱,奉公廉洁,铮铮有声,而贫则益甚。”沈祖颐在兴安府安康、岚皋、汉阴等三县任职18年,后在定远厅任职10年。任内兴学育才,为官清廉,造福一方,颇有口碑。
在汉阴出生成长的“三沈”兄姊,对陕南的感情是深厚的。沈尹默先生晚年在《自述》中说:“我是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陕西兴安府属之汉阴厅(一八八三年),一直到二十四岁才离开陕西,回到故乡来,住了三年。”他在《我和北大》中说:“我是浙江吴兴人,因父亲在陕西供职,我于1883年出生在陕西汉阴厅。”褚保权先生在《忆尹默二三事》中说:“尹默原名君默,祖籍在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1883年6月11日出生于陕西省兴安府属汉阴厅——他父亲做官时的住所,尹默的父亲和祖父都擅长书法,也喜爱收藏些古书、字帖。”这一字一句,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确认。
这位后来成为新诗运动先驱、书坛巨擘的学者,一辈子没有改掉在汉阴养成的习惯。沈尹默在《自述》中对陕南时期的评价是“山居生活,印象至深,几乎规定了我一生的性格”。沈尹默先生不仅一生保留了在汉阴练出来的能吃辣椒等生活习惯,甚至到老也没改掉浓浓的陕南乡音。沈兼士先生的女儿沈兑老师说:“他(兼士先生)平日说普通话,只有他们兄弟在一起时才说方言,现在回忆起来感觉有点像汉阴话,总之不是南方(江浙)话。”
2002年4月30日,启功先生为“三沈纪念馆”题写馆名时,告诉笔者和当时在座的何乃英教授等人:“过去实行异地任职,‘三沈’祖上三代在陕南为官,家室安在汉阴。按现制算,是陕西籍汉阴人,但他们遵祖制,一直用的吴兴。如果有机会,将把这些用小字写在匾额上。”启功先生还说,“三沈”出生在一个充满中国传统翰墨书香的家庭,兄弟姐妹和其母亲都能吟诗填词、写一手好字。“二先生(沈尹默)还是在汉阴成的家。”因有子侄在安康供职,启功先生对安康和汉阴是熟悉的。他说子贡过汉阴,遇一丈人抱瓮灌畦的历史故事,并说“现在想起来,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2007年,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段勇先生(左一)、沈兼士先生女儿沈兑老师(前排居中)与出席第二届三沈学术研讨会专家、领导参观三沈纪念馆
沈尹默早年在《酬兼士弟怀出居之作》云:“携手共言远,遨游无近林。登城望云栈,川流带萦纾。风烟日在眼……”等。“三沈”之姊沈星联少时与弟妹联吟的诗句“烹茶双鬓湿,攀竹一襟风”等也曾获其父好评。沈尹默先生曾作《西江月》一词,回忆当年兄弟结伴往返于西安汉阴间的这段难忘时光:“感忆儿时并南山晨出子午谷口豁然见朝日於天地之际。”其词为:“子午谷前日出,居然平视瞳瞳。牛车历尘地天通,未觉风尘澒洞。五十年来人事,催教老却儿童。金鸟来去已匆匆,莫更峰头迎送。”对儿时生活的怀念,已跃然纸上。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沈兼士与两位兄长先后在北京大学等中国最高学府任教,参与北大改革及学术规划建设,参与故宫博物院的创办,参与新诗创作、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改组等,昆仲三人各有造诣,享誉京华,时称“三沈”。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段勇说:“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昆仲三峰并峙、三星齐辉,是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观,也是我国‘一门数杰’传统佳话的延续。”“‘三沈’不仅是北京大学的骄傲,也是故宫博物院的骄傲!”他的话和沈尹默先生《自述》,道出了“三沈”昆仲成才的家学渊源。
著名油画家谌北新教授是沈尹默先生的外孙,年少时曾长期生活在沈尹默先生身边,他多次带着学生到陕南写生,也多次赴汉阴考察。他说:“汉阴是典型的中国山水……‘三沈’的学问、思想、为人、性格乃至衣食习惯等等都是从汉阴来的,是汉水文化养育出来的,是严格的家教熏陶出来的,是多年的‘童子功’练出来的。”
这话说得质朴,却一下子道出了“三沈”与陕南的关系。正如北京大学原校党委宣传部部长赵为民教授所言:“在汉阴的生活和成长经历,对‘三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格的家教,使他们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功底;质朴的民风,形成了他们沉稳、包容的个性和学养;移民的生活艰辛和顽强奋斗,使他们了解社会现实、体会民间疾苦、立志奋发图强。汉阴养育了‘三沈’,‘三沈’也为汉阴赢得了风采,可以说是‘两不相负’”。
从“三沈”祖父沈际清1860年赴陕南任职,到1902年沈尹默在汉阴与朱云结婚,至次年沈父沈祖颐在定远任内去世,“三沈”举家移居西安,1907年返居祖籍吴兴,“三沈”四代人在陕西生活近半个世纪,其中在陕南生活近40年。这段时期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新旧交替、内忧外患的关口,“三沈”兄姊在远离尘嚣、优美宁静的陕南度过了美好的青少年时光。
三
不同于沈尹默先生的是,沈兼士先生的学术贡献和事迹,后世并不熟知。
据《北京大学史料》《北京辅仁大学校史》和《辞海》等记载,沈兼士从1912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国文教授,是北大百年百位名师之一,也是中国新诗开拓者。1921年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参与创办辅仁大学,曾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代理校长、文科研究所主任兼国文系教授等职。

在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期间,沈兼士作了多方面的学术发展计划。如,成立编辑室,成立清内阁大库档案会;成立考古学研究室,关注西北考古文物保护,成立风俗调查会和歌谣研究会,并且注意到国内各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工作。所作所为,不仅开风气之先,而且终成蔚为大观之学术流派。
作为史学家,1921年当沈兼士得知清代内阁大库档案被时人视为无用之物已售于纸商制作还魂纸用后,立即争取教育部支持,将残存的1506麻袋大库档案划归北京大学,并主持成立清室档案整理委员会,首开高等学府整理研究清代档案风气之先。经多年努力,才把馆内久经堆积、次序凌乱的大量清代档案整理就绪,引起近世学者对于基本史料如档案一类的重视和应用。蔡元培先生称赞他:“有功史学,夫岂浅鲜!”

蔡元培先生写给沈兼士先生的和诗
同样,《四库全书》保护也值得一提。1922年早已退位的清室废帝溥仪以经济困难为由,拟把被袁世凯1914年调运至故宫保和殿的《四库全书》盗售给日本,沈兼士先生获悉后,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使清室盗售国宝的阴谋终未得逞。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日本人掌控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有关图书档案,全部由中方代表沈兼士正式接收。
作为近现代语言文字学家,当“废除汉字”的呼声一度震耳欲聋时,他仍清醒而科学地、系统地、深入地沉潜于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在训诂、文字、音韵和文献档案学等领域独有所识,建树颇丰。他倡导并坚持运用形、音、义三者来研究语言文字学,是许慎之后1800年来“第一个从文字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汉字而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刘又辛《沈兼士先生文字训诂研究述评》)。他以无人能匹的文字学、训诂学成就独步20世纪中国汉语学界。“最卓越之训诂学家,一人而已。”这是向以不轻许人的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对沈兼士下的定语。
早在1915年,沈兼土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编过《文字形义学》讲义,影响很深远,至今仍有学术价值。其代表论文《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是其从汉字形体入手研究汉语字族的重要著作,鲁迅先生曾对此文给予高度评价。沈兼士认为建立汉语字族学是建立汉语语言学的必要条件。其代表汉语字族学研究最高成就的《“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被国学大家陈寅恪推崇备至:“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者,以寅恪所见,惟公唯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沈兼士先生在汉字发展史的研究中,首先提出“文字画”的学说,认为铜器铭文和许慎《说文》中的独体字都不是原始文字,而纪事的绘画才是文字的起源。这一科学论断不仅逐渐为后世更多的考古发掘所证实,也成为文字学研究史上划时代之贡献。

沈兼士先生对联手迹:久向林间得佳趣,不知身外有浮名
因此,我们现在能够理解在三沈纪念馆开馆仪式上,时任北京大学校委会副主任、原北大党委纪委书记、中文系主任闵开德教授在开馆致辞时,三次陈说为什么要纪念“三沈”,并在最后指出其意义:“今天,我们纪念‘三沈’,不仅为北大,不仅为人杰地灵的陕南汉阴,更为中华文化史上‘一门三杰’的奇观,更为弘扬三位先生坚持正义、弘扬学术、不畏强权、爱国进步的崇高精神,而这些也正是北大的魂!”
四
“三沈”,在汉阴人心中有一种特别重的分量。
在“三沈”昆仲的许多诗篇中,流露着他们对家国故园的深情,让人最是意难平。去年我写的《千秋尚凛然——抗战时期的沈尹默》一文,中央文史馆馆刊《中华书画家》“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专辑”节选近6000字并配图刊发。杨兴无兄阅后,决定在《汉阴文艺》全文刊发。因拙文提及“三沈”棠棣情深感人之至,沈兼士先生女儿沈兑老师嘱我寄去刊有拙文的《汉阴文艺》。
今年春节前,汉阴县委宣传部鸿雁传书致信慰问。这一跨越百年的牵挂,更是让人动容。沈兑老师嘱家人发来回信:“先辈的故乡,是血脉里的根与魂,这份来自故土的牵挂,始终铭记于心。汉阴县委宣传部给我母亲寄来的不仅仅是一份乡味,更是一份承载着文化记忆、时代嘱托与产业创新的深厚情谊。这份‘千里寄乡情’的心意,无疑是最珍贵的礼物。”
更出乎意料的是,应《汉阴文艺》主编杨兴无之约,已逾百岁高龄的沈兑老师竟然亲笔为《汉阴文艺》写下情深意切的寄语。我突然想到,沈兼士先生抗战时期所写的这首诗,他在回忆陕南的童年时光时,自然也会联想到自己四个可爱的女儿。若根据沈兼士先生诗意写词谱曲,一定会引发今天的我们更深的共鸣。我将这一愿望告知家乡旅泰音乐家姚立森,他颇为赞成。
根据沈兼士先生在战乱偶闻鸠鸣而遥忆童年的诗意,体悟他当时的心绪,再化用他本人同期创作的另两首送别和感怀诗《谌揖山挽词》《芝田东归以此将意》的诗句,我尝试改写成如下的歌词:
难忘童年在陕南,山城花事极盛天。
兄姊放学归来早,游春之乐在眼前。
夏浅春深好喜欢,徜徉绿荫小庭院。
最爱鸣鸠呼雨声,桐花飘落笛声远。
漠漠轻阴欲雨天,海棠开罢柳吹绵。
鸣鸠有意惊春梦,唤起童心五十年。
丧乱之余忆旧游,偶闻鸣鸠逝水感。
飘蓬心绪意惘然,花影摇风又一年。
他时讨虏功成日,喜看山河绽笑颜。
我把歌词发给沈兼士先生的几位后人征求意见,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建议将歌曲定名为《鸣鸠》,并回信说:“这不仅仅是一首个人的感怀之作,更是汉阴这片土地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从二外公不改的乡音,到外公诗中‘鸣鸠呼雨’的汉阴记忆,再到这首歌的诞生,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一条文化的血脉在流淌、在生长。当文字化作旋律,这份跨越时空的‘童心’与乡情,必将获得新的生命,被更多人聆听和传颂。”
我自然倍感鼓舞,把歌词发给汉阴籍旅泰音乐家姚立森教授,他更是被深深触动了。他说,一声鸠鸣,唤醒诗人童心,也唤醒了祖国山河,也不由想起自己兄妹在家乡的童年生活。姚立森的创作灵感被彻底激发,很快谱曲并将配乐演唱视频一并录制发来。
这首歌经姚立森谱曲,并和身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的妹妹姚立娟倾情演唱后,立即在网上引发海内外众多音乐爱好者好评。为了更好表现歌曲意境,安康和汉中文艺界特别是汉阴县摄影家协会许多热心师友提供素材,海风兄不辞劳苦将歌曲视频背景精心改了好几版。安康融媒和汉阴融媒在谷雨当天推送后,沈兼士先生外孙、已退休多年的卞江老师还借助AI生成《鸣鸠》人工智能版,引发网友更广泛传播。
正如卞江老师留言:“千载诗文有情,幸得乐声传志。清雅婉转的旋律为诗句赋能,精准诠释出诗中春景乡愁,更唱出了先辈文人温润坚韧的家国风骨,让这首沉寂多年的诗作跨越岁月、焕发新生,被大众熟知与共情。” 他还告诉我,其母亲作为沈兼士先生之女,自幼浸润家风文脉,深谙这首诗背后的心境与情怀。自《鸣鸠》一曲问世,她时常翻看歌曲的视频、反复聆听。每每乐声响起,既能感受到诗句中的故土温情,更能体悟到先辈文人乱世守心、心怀家国的赤子大义。
八十年,足够让青丝变白发。一百年,足以让沧海变桑田。但有些东西不会变,比如一声斑鸠的啼鸣,比如游子对故土的眷恋。沈兼士先生当年在战乱中偶闻鸠鸣,写下的不只是一段童年记忆,更藏着乱世岁月里的家国初心。他的诗,是一个学者在颠沛流离中对故土最深情的回眸。
今天,当那首《鸣鸠》响起时,那声“咕咕”依然在山水间应答。什么是好的文化传承?大约就是某一瞬间,你在歌声里听见了跨越时空的心跳,在山水间感受到了同样的呼吸,然后忽然生出一个念头——我想回去看看。
就像沈兼士先生听到的那声鸠鸣:咕、咕——咕
一声轻唤,山醒了,人也醒了。
责编:徐思敏
一审:徐思敏
二审:赵漪湉
三审:田 丕





陕公网安备 6109020200012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