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白鹭

1987年春，我在整理镇坪县人武部档案时，那页泛黄的记载，像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猝不及防地打开了20年前藏在巴山雾霭里的故事。

1966年11月那行工整的钢笔字仍清晰可辨：“鉴于镇坪局部情况特殊，为保障原安康县支农养蚕骨干安全返程，军管会决定选派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的参谋携枪护送，不得有误。”附页的人员名单上，“唐弟凤”三个字落在第一行——那是我的表姐。我忽然愣住，表姐从镇坪回来20多年，可从未提起过这段往事。

怀揣疑虑，我趁探亲之机，特意找到还在原安康县城关供销社大桥门市部上班的她。听我说明来意，她脸上浮现出些许的羞涩与尴尬：“哪是不想说呀，那时候形势多敏感，组织上交代任务完成后不能对外透半个字。我这一辈子，组织说啥就是啥。”几十年的尘埃落定，这段被纪律尘封的青春往事，才顺着表姐缓慢的语调，一点点铺开在大巴山漫山翠绿的桑林里。

那是1966年的3月，春寒还裹着大巴山的沟沟坎坎，正是春耕备耕最要紧的时候。为了帮山区发展蚕桑产业，原安康县特意抽调了6名养蚕技术能手，去镇坪开展8个月的支农工作，我那刚满20岁的表姐，是这支队伍里最年轻的一个。她爱穿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内搭粉红色秋衣，说话带着软软的流水乡音，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端庄又大方。那一天，她背着铺盖卷跟着队伍出发，谁也没想到，这8个月的巴山岁月，会变成她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日子。

那时候平镇公路只通到曾家坝，剩下的路全靠两只脚量。她们6个人背着铺盖卷在接应的向导引领下，翻山越岭，跨沟涉水，从曾家坝到石砦县城整整走了一天。到林业局报到的时候，每个人的裤脚都磨出了洞，鞋底沾的黄泥厚得抬不动脚。按照分工，6个技术骨干要分散到全县9个有养蚕基础的公社，表姐被分到了双坪、双河两个公社。带队的同志问她怕不怕苦，她把背包往肩上一搭，笑着说：“这不正好嘛，能多跑几个村子，多教几个老乡养蚕，有啥苦的。”

表姐住的地方在双坪公社边上，是过去地主留下的一栋老宅子，她被安排在二楼的一间空房。刚住进去没几天，就有老乡偷偷拉着她说，这楼上早些年有人上过吊，劝她赶紧换个地方住。那时候表姐20出头，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挥挥手就说：“怕啥，我是来给老乡办事的，心底坦荡，什么歪东西都不怕。”说什么也不肯搬。

楼下住的是镇坪县高洪森大姐一家，她爱人是主管农业的韩县长。高大姐是出了名的热心肠，说话爽朗，笑起来隔着一条街都能听见，她在一楼开了家小卖部，卖些肥皂、煤油、盐巴等，家里蒸了红薯、煮了玉米或偶有白米细粮时，总不忘端一碗喊表姐下去吃。表姐手脚勤快，闲时还帮高大姐看店进货，一来二去，两个人处得比亲姐妹还亲。高大姐的一双儿女，儿子小名唤狗娃子，女儿叫秀娃子，天天黏着表姐，一口一个“唐姨姨”，缠着要学怎么喂蚕宝宝，晚上总要听表姐讲完山外的故事才肯回家睡觉。那间飘着淡淡糖果香的小卖部，成了那个物资匮乏年代，整个村子最温暖的港湾。

大巴山的春天来得晚，可桑树抽芽、蚕种孵化不等人，一天都误不得。表姐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沿着小曙河山路走十几里地，挨个公社跑，挨家挨户去看蚕室，教老乡怎么给蚕室消毒，怎么选嫩桑叶，怎么控制蚕室的温度。最熬人的就是蚕宝宝上蔟结茧前那几天，那时候蚕宝宝吃桑叶最猛，夜里也不能断了口粮，半分都马虎不得，稍微耽误一下，整个竹匾的蚕可能就饿坏了。

表姐总说，那时候她最喜欢待在蚕室里。土坯房改的蚕室，只点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豆大的灯光晃啊晃，几十个竹匾沿着蚕台整整齐齐排开，偌大的蚕室安安静静，只有千万只蚕宝宝啃食桑叶的沙沙声，细细密密，紧一阵慢一阵，就像巴山夜里落在桑叶上的春雨，绵密得能裹住人的心。她带着村里学养蚕的姑娘打着手电，背着满满一篓刚从桑树上摘下来，还沾着山露潮气的新鲜桑叶，轻手轻脚地在蚕台中间穿梭，怕脚步声惊着蚕宝宝，连喘气声都特意放轻了。

她小心翼翼地把带着露水的桑叶一片一片均匀铺在竹匾里，那些白白胖胖的蚕宝宝立马昂起嫩生生的脑袋，凑上来大口大口地啃，一口就是一个小半圆，不一会儿一片完整的桑叶就只剩清晰的叶脉了。看着它们吃得香甜，哪怕站得腿都酸了，熬得眼睛都涩了，心里却踏踏实实的，就像看着自己地里的庄稼抽穗一样满足。一整个晚上，她要带着几个姑娘来回添三四次桑叶，每次添完都要绕着蚕室走一圈，看看有没有哪个竹匾里桑叶不够，有没有蚕宝宝染上病。等最后一次添完叶走出蚕室的时候，东边山头上已经泛起了淡淡的鱼肚白，山风裹着雾吹过来，才觉得浑身都冻僵了，可只要想到一张蚕能收上百斤茧，够老乡家大半年的开销，那点冷、那点累，一下子就散得干干净净。

夏天是养蚕最犯愁的时候，山里飞蛾多，一不留神就飞进蚕室，蚕宝宝染上病，要么肿得黄黄的，要么变成细细的白条，要么硬邦邦僵死，一不小心所有蚕可能都毁了。为了防病，表姐带着老乡们试了好多土办法：用艾草熏、撒消毒药粉、撒生石灰给蚕室消毒，还熬了糯米浆洒在桑叶上，一点点试，一点点调。那些日子，表姐一天跑十几个蚕房，衣裳从来没有干过，汗渍一圈一圈印在背上，嗓子哑得说不出话，还是蹲在蚕室里手把手地教，哪怕说不出话，也要比画着给老乡示范。

那时候县里每隔3个月就要把各个公社的养蚕技术员集中起来培训一次，采取“走出去”观摩交流和“请进来”现身说法，提升大家的养蚕技术水平。所以说，表姐虽然包抓双坪、双河，却对曾家、洪石、石砦、钟宝、华坪等地的情况都了如指掌。说来真的巧，有养蚕基础的9个公社带队的妇联主任，全都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姑娘，9个姑娘除了姓氏不一样，名字最后一个字全都是“红”——杨红、李红、张红、王红。9个姑娘坐在一起，有人喊一声“红姑娘”，齐刷刷站起来9张带着笑意的脸。现在表姐想起来，还说那就是那个年代最动人的样子，那一代人总喜欢把最鲜亮的理想放进名字里，就像大巴山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开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集中培训的时候住县招待所，吃饭要么在机关食堂，要么去老乡家搭伙。机关食堂一份肉菜一份素菜，要4毛钱加4两粮票；去老乡家搭伙，一顿饭只要1毛钱加4两粮票，老乡还总往你碗里添菜，塞点蒸好的玉米馍。这些数字，过去了快20年，表姐却说她现在闭上眼睛都能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分一厘里，都是那个年代的朴素和真诚，没有尔虞我诈，只有你帮我我帮你的热乎气。那时候9个“红姑娘”总挤在一张炕上睡觉，晚上聊起来，说的全都是怎么把蚕养好，怎么让老乡多收点茧、多卖点钱、日子过得好一点，灯油熬干了，还舍不得睡，叽叽喳喳的笑声，好像要把招待所的平房都抬起来。

那一次木炭火中毒的经历，表姐现在提起来还笑着说，是阎王爷不收她这个干活的人。那天夜里，村里人看着表姐白天爬山坡摘桑叶，晚上又在蚕室喂了半宿蚕，都心疼她累，给她拢了一盆木炭火，让她烤烤火歇歇。表姐实在太累了，坐在火盆边上没多久就睡了过去。到了半夜，她突然觉得头昏得厉害，瞬间反应过来是木炭中毒，求生的本能让她拼尽全力爬向门边，一把推开门和窗，冷风一下子灌进来，她趴在门边呕吐不止，吐完就迷迷糊糊晕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洒在脸上，表姐才在剧烈的头痛中醒过来。她挣扎着坐起来，看着屋子里慢慢散去的余烟，心里一阵后怕，要是那门缝没透进一丝风，恐怕这一屋子的蚕，还有她这一腔劲头，都要没了。她缓缓扶着墙起身，双腿还软得厉害，却还是一步一步挪向蚕室。推开蚕室的门，看见那些白白胖胖的蚕宝宝都安然无恙，还在沙沙沙啃着桑叶，她才轻轻舒了一口气，眼角的泪光在晨光里闪了闪，抹了一把脸，又拿起桑叶，继续那日复一日的守护。

事后村里人心有余悸，又都来劝表姐换个地方住，可表姐满不在乎地摆摆手，爽朗地说：“我都死过一回啦，还有什么可怕的？不怕，就住这儿，没事的。”这份豁出去的胆气，让全村人都对这个年轻的山外姑娘刮目相看。

表姐对养蚕，真的是到了痴迷的地步，常常一熬就是一整夜。看着竹匾里熟透的、白得发亮的蚕茧，她总用沾着桑叶灰的手背蹭掉额头的细汗，轻声说一句“值了”。她教技术从来都不藏私，一点心眼都没有，那段时间带出了一群能干的养蚕姑娘，其中朱成香、唐祖芳两个姑娘在县上组织的技术考核里名列前茅。看着那些曾经连蚕室温度都掌握不好的农家丫头，到后来能熟练地挑蚕、采叶、防病，表姐的眼里，总是闪烁着比饱满的蚕茧还要明亮的光。那些和汗水、泥土交织在一起的日子，成了那段纯粹岁月里最好的慰藉。

大巴山的岁月，除了透着凉意的山风和流不完的汗水，更有刻进骨头里的乡情，暖了表姐一辈子。那年入秋，野猪成群结队下山糟蹋庄稼，一面坡一面坡地啃，害得老百姓收成减了大半。说也奇怪，阴历八月十五那天，大巴山居然下起了大雪。没多少粮食吃，老百姓就打下核桃，碾碎了包饺子。表姐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夜晚，一群人围着火塘烤着疙瘩火，蒸锅里焖着面面饭，耳边飘着老乡随口编的调子“八月十五下大雪，打下核桃包饺子”，里面藏着日子的苦，却也透着山里人刻在骨子里的乐观。

流水霍家堡有个叫李茂海的人，1962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一家老小实在活不下去，他就带着全家沿巴山乞讨，想着山大沟深人烟少，总能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一路颠沛了好几年，总算在镇坪县的华坪落了脚。他们在岩崖上搭起棚子，靠山吃山，“花多养蜂，草多喂猪，采来中草换现钱”，日子勉强能过。听说有安康流水的老乡来支农，他特意让外甥去找表姐。那个外甥背着背篓，带的干粮就是几个燕麦疙瘩，足足找了3天，才找到表姐。到家后，做了一锅热气腾腾的洋芋拌汤招待表姐。听着熟悉的乡音，感受着滚烫的情谊，表姐的心里涌起一阵阵暖流，条件虽苦，但那份实打实的情谊，比什么都温暖。

可时代的洪流，终究还是打破了大巴山的宁静。1966年年底，局势渐渐动荡，支农的技术骨干都要陆续返回原籍，表姐也不得不请假返回安康流水。那天清晨，浓重的雾气包裹着整座大巴山，空气冷得刺骨，表姐是最后一个离开镇坪的。她身背铺盖卷，斜挎黄布包，手提行李袋，清瘦的身板挺得笔直，眼神里虽有对前路的忐忑，却依旧透着从容。

韩县长握着她的手说：“谢谢你对镇坪蚕桑事业的支持，培养了人才，作出了贡献，镇坪永远欢迎你回来。”高大姐还送了她一支上海牌的钢笔和一本印着青岛图案的红色日记本，扉页上手写着“愿我们的战斗友谊一如南江河那样长流不息！”那几个她一手带出来的养蚕能手，也赶早跑过来，拿着用针线缝制的一双双鞋垫和绣着漂亮图案的枕头罩送给她，她激动不已，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为了保障回程路上的安全，县人武部特意选派了一名参谋护送表姐返程。那位参谋腰间别着一把五四式手枪，神情严肃，一路上眼睛都不闲着，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那时曾石路通车时间不长，路基和护坎都比较脆弱，时断时续，他们只能遇车坐车，没车走路。尤其几处路段，还能听到远方微弱的枪声，参谋以声判断，专挑偏僻的山间小路避其锋芒，经过3天跋涉，终于在傍晚时分，安全把表姐送进原安康县人武部大院。交接完手续，这时在路上一声不吭的那位参谋才长长舒了一口气。资深的黄副部长高度评价了他的尽职尽责，留他吃饭住宿再走，他都婉言谢绝，连一口水都没顾上喝，就转身原路返回。

一晃几十年过去，白驹过隙，镇坪山上的桑树早就换了一茬又一茬，那些名字里带着“红”的年轻姑娘们，眼角也早就爬满了岁月的皱纹，表姐也从那个敢在凶宅过夜的年轻姑娘，变成了耄耋老人。可每当夜深人静，记忆的闸门总会悄然打开。她总是自言自语地说起那些巴山往事，提起蚕房里那绵密温柔的沙沙声。

复盘表姐在镇坪的过往，那哪里只是重复的桑叶独白，那哪里只是蚕啃桑叶的声音啊，那是一代人把青春放进大山，在岁月里慢慢吐丝结茧的回响。

责编：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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