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赵德莎 图/文 通讯员 张兵

仲夏时节，走进汉滨区五里镇刘营村九组，两旁的桑园平展展地铺开，在风里轻轻摇晃。

一栋蚕房前，门半敞着。62岁的刘宝珍弓着腰，凑近育小蚕的蚕箔，目光一寸寸扫过那些芝麻大的蚁蚕。她伸手拨了拨切碎的桑叶，看小蚕蠕动、聚拢，嘴角抿出一丝笑意。

王浩在母亲刘宝珍的指导下，学习查看小蚕的长势。

儿子王浩站在她身后，跟着看。刘宝珍不抬头，声音也不大：“小蚕娇贵，叶子要切得细匀。太挤了长不匀，得勤着松松。”

王浩“嗯”了一声，一边琢磨，一边不时模仿母亲的动作。

这一幕，像是刘宝珍40多年养蚕人生的一次无声回望。

回忆起刚养蚕那些年，她一边整理蚕箔，一边笑：“那时候全靠手，可养蚕这事，我是一辈子也甩不掉了。”她脸上的皱纹里藏着故事，笑意却格外坦然。

18岁那年，刘宝珍头一回跟着父辈养蚕，只养了两张，就忙得全家人齐上阵。

“全靠背篓背、扁担挑，一担一担把桑叶从田里运回来。到了晚上，还得通宵铺渣子、一个个捡蚕，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最让她后怕的是小蚕期——过去用土办法，盖块薄膜保温，得掐着时间揭。稍一疏忽，叶子干了蚕吃不饱，或者薄膜闷久了蚕生病，辛辛苦苦养到结茧才发现问题，为时已晚。“以前一晚上都睡不好觉，一天都提心吊胆的。”刘宝珍说起那些日日夜夜，语气里还带着几分后怕。

1985年结婚时，刘宝珍和丈夫王明进只有一间土坯房。从娘家带来的养蚕手艺，成了唯一的指望。那时候，她把蚕宝宝当孩子一样照看，可一年到头收益却只够勉强糊口。

几十年来，刘宝珍的蚕室从土坯房挪到砖瓦房，再到现在的800平方米彩钢房。蚕从两三张养到两百多张。但真正让她觉得“轻松”的，还是那台设备。

2024年6月，刘宝珍建起了智能化小蚕共育室，通过电脑控制的温湿度探头自动调控，温度不够立马加温，湿度不够自动补湿。刘宝珍说起这台设备，语气轻松，却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畅快：“一听说有这个设备，我心想终于解决了这几十年最担心的难题了。再也不用半夜爬起来看温度，也不用担心薄膜闷坏蚕宝宝了。”

她算了一笔账：过去养一张蚕，从蚁蚕到结茧，一家人要起早贪黑忙一个多月，一张蚕的纯利润不过三四百元。现在有了智能化共育室，小蚕集中培育到三龄再交给农户，抗病率提高了，成活率从过去的七成提升到九成以上。同样的时间，她一个人就能兼顾过去三四个人的活，年养蚕量突破220张，一张蚕的纯利润稳定在1000元左右。

很快，刘宝珍的蚕室成了远近闻名的小蚕共育示范点。

养了四十多年蚕，刘宝珍对蚕的习性早已了然于胸。“小蚕怕冷，大蚕怕热，不同大小的蚕要吃不同大小的叶子，不同季节的桑叶也要挑着给。”她说，“一到养蚕季整个人就跟上了发条似的。”但如今，这根发条拧得更从容了——技术把最操心的那部分活儿接了过去。

她的养蚕事业，早已不是当年那间土坯房里的营生。

刘宝珍走出了一条“大户带小户”的路子：无偿为缺技术的养殖户提供小蚕共育服务，蚕期上门指导，并承担起“三段式”养蚕的二段养殖任务，集中养蚕120张，服务数十户农户。“集中共育，一是抗病毒，再一个也减少了农户的负担。”刘宝珍说。

56岁的任金明，在这里干了12年了，每月能挣3000多元：“养蚕比其他农活轻松多了，也很稳定，自己干着也舒心。”这些上了年纪、出不了远门且收入不稳定的农户，因为刘宝珍的蚕室，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的活计和收入。

谈及生活的变迁，刘宝珍总是谦逊一笑：“都是养蚕成全了我们一家人。”

最让刘宝珍欣慰的是，深耕半生的养蚕事业，迎来了年轻的接力人——36岁的儿子王浩返乡归田，接续养蚕。

“以前我从来没想到会回来干这个。”说起回村的决定，王浩自己都觉得有些意外。

1990年出生的王浩，当过兵，打过工，在社会上闯荡了一圈，2025年回到了桑园和蚕室。

“我爸妈都60多岁了，养蚕这一摊子投了几十万，厂房和设备在那摆着，你说卖给谁去？”王浩没有太多犹豫，“我得把这本钱赚回来，产业不能丢，也能给我爸妈搭把手。”

但回来不等于接得住。

刚上手那阵子，王浩就栽了跟头。有一回喂小蚕，他图省事，顺手塞了一把偏老的桑叶。小蚕啃不动，蔫蔫地趴在叶面上，长势明显滞后。刘宝珍巡室时发现了，没吭声，只是把那批叶子轻轻挑出来，换上细嫩的，又转脸看了儿子一眼——眼里没有责怪，只有一种过来人的了然。

“你不亲手养坏一批蚕，就不知道心疼。”她后来只说了一句。

从那以后，王浩开始老老实实跟在母亲身后学。为吃透养蚕技术，从零起步，虚心求教，跟着母亲系统学习小蚕孵化、分龄管护、桑叶投喂、蚕室打理等全套技艺。小蚕管护精细严苛，容不得半点疏忽，稍有纰漏便会影响整批蚕的长势。

母亲教得细——什么时候该匀蚕，叶子切多碎，室温差一度会怎样；她不说大道理，全是手底下的功夫。王浩学得实，每记住一样，心里就踏实一分。渐渐地，他也能一眼看出哪箔蚕吃得香、哪箔蚕该入眠了。

在母亲刘宝珍的悉心指导下，肯钻研、善学习的王浩逐渐褪去青涩。

“我现在不能说完全掌握了养蚕技艺，还是需要母亲的指导。”王浩若有所思，“但是我也想有自己的作为。”

这些天，王浩心里一直盘算着一幅蓝图：在他看来，养蚕不仅是接住父母传下的产业，更是一份值得深耕的事业。他打算全面引入智能化设备，进一步节约劳动力。而那几间陪伴母亲二十多年的老旧厂房，他也列进了改造清单。更远一点，他还想跳出“养蚕卖茧”的老路子，把蚕桑产业链一条条延伸。

“光靠卖茧利润薄，得让每一片桑叶、每一根丝都生出效益来。”王浩顿了顿，目光扫过蚕室里的母亲，“妈，这明天该转大蚕了吧。”

刘宝珍直起身子，回头看了儿子一眼，“嗯”了一声后又俯下身去，轻轻拨了拨蚕箔里的桑叶。

王浩像往常一样，默然走到她身侧。蚕室里，又是一片春雨般的嚼桑声，绵长不绝。

只不过这一次，刘宝珍心里清楚——蚕室里那片春雨般的嚼桑声，不会再断了。

蚕室里的“接力”，不止于两代人

赵德莎

采访结束的那个中午，我站在刘宝珍的蚕室门口，耳边是蚕啃桑叶的沙沙声，像一场绵密的春雨。这声音持续了四十多年，在刘宝珍的生命里从未断过。但那天，我意识到，这声音的意义正在悄然改变。

出发前，我对传统养蚕业的印象，还停留在“辛苦”“效益低”“年轻人不愿干”的刻板标签里。所以，当36岁的王浩挽起袖子、俯身在蚕室里切桑叶时，我被触动了。

采访中，刘宝珍说起儿子刚上手时的一件事，末了说了一句：“你不亲手养坏一批蚕，就不知道心疼。”表面上看，这是手艺的传递。但两代人之间真正在接力的，是对“失误”的感知力。这种感知力是刘宝珍用四十多年的提心吊胆换来的，它没法写进说明书，只能通过一次次的“栽跟头”来传递。

在刘宝珍那一代，养蚕是“没办法的办法”。十八岁跟着父辈学，结婚时，唯一的指望就是这门手艺，她所有的聪明、韧性、坚持，都用来应对一个核心问题：求生。到了王浩这一代，养蚕变成了“有办法的选择”。他回来的直接原因很朴素——本钱得赚回来，产业不能丢。同一间蚕室，同一片桑园，母亲看到的是“放不下的责任”，儿子看到的是“值得做的产业”。这场接力传递的，不是体力的交接，而是认知的跃迁。

为什么有的传统产业在年轻人手里活过来了，有的却随着老人一起老去了？答案或许不是“年轻人愿不愿意吃苦”，而是年轻人能不能把父辈的经验“翻译”成现代产业语言。刘宝珍四十多年积攒下来的，是“蚕宝宝怕什么、要什么”的感性知识——什么时候该匀蚕，叶子切多碎，室温差一度会怎样。这些知识极其宝贵，但如果不被“翻译”，就会随着她的老去而消失。

王浩没有抛弃传统，也没有固守传统。他先老老实实跟在母亲身后学，栽了跟头就认，然后开始琢磨自己的事——引入全套智能化设备，改造老旧厂房，延伸产业链。他站在母亲的经验之上，加上了自己的视野。这正是传统产业得以新生的底层逻辑。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像养蚕这样的传统产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有没有人做”。技术可以引进、设备可以购买，但是那一套对蚕的理解、对节气的把握、对土地的亲近，是长在人身上的，是几十年手把手教出来的。王浩接住的，不只是800平方米的蚕室和220张的养蚕量，更是一种传承——让那些“怕什么、要什么”的身体记忆，重新进入生产性的循环：被使用、被验证、被迭代。

王浩的养蚕事业才刚刚起步，他画的蓝图能不能实现，还要看很多不可控的因素。但走出蚕室时我忍不住想：如果王浩没有回来，刘宝珍那些关于蚕的“身体记忆”，最终会去向哪里？

窗外桑园平展，风过处叶片轻摇。王浩的回来是个人的选择，但对于无数个像刘宝珍一样的手艺人而言，她们的“蚕室”里，都能迎来下一个春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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