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齐厚

从书房北望，目光越过城区，便是苍青绵延的秦巴南麓。我的老家茨沟，就在那片皱褶深处。离开它四十年，梦中常回去：回到景家庄街的石板路、伍家梁的土坯房、安沟口的溪水边，尤其是立夏前后，布谷鸟一叫，心里就响起母亲那句带着苦味的话：“立夏三把黄喽。”

那时的伍家梁，春天是熬出来的。坡地薄，日头懒，集体的庄稼有气无力。窖里红薯见了底，玉米糊糊清亮得能照见碗底的裂缝。肚子是填不饱的无底洞，日夜咕噜。母亲在煤油灯下补衣裳，针脚细密，喃喃道：“快了，立夏三把黄，咱就有吃的了。”

“三把黄”指的是：大麦、豌豆、油菜籽。它们是接上春夏之交的“救命黄”。布谷鸟的叫声从山坳传来，一声紧似一声：“快黄快割！”母亲直起身，手搭凉棚朝坡上望，脸上漾开极淡的笑意：“催命鬼催粮呢。这一催，肚里该有点油水了。”

开镰时节，大麦穗子沉甸甸地低着头，在风里沙沙低语；豌豆荚鼓胀着，豆子碧绿如玉；油菜荚则挤满黑亮的籽。分粮是小小的节日。母亲背回大麦、豌豆和宝贝般的油菜籽，加上自留地挖的洋芋，一个夏天就有了口粮。

母亲的手，能化平常为神奇。

我们最常吃的是豌豆大麦蒸饭。大麦仁和泡发的干豌豆，有时加几块洋芋，在铁锅里蒸。柴火噼啪，水汽携着粮食香丝丝冒出。揭开盖，饭粒晶莹，豌豆绵软，洋芋粉糯。撒一撮盐，便是那时顶好的饭。

大麦还能做甜酒。母亲将煮开花的大麦仁拌上酒曲，封进瓦瓮，裹棉袄放在灶头。几天后开封，清甜的酒香扑鼻，汁水清亮，麦粒酥软，含在嘴里甜丝丝的，一股微醺的暖意从喉滑到胃里。母亲只让我尝一小碗，说“后劲大”，我总觉得，她是想省着多吃些时日。

豌豆则用小火焙到焦黄，淋几滴珍贵的菜油，撒盐，“刺啦”一声，焦香混着油香的豆子，便是顶好的零嘴，也是下饭的“硬菜”，能在嘴里咂摸半天。

最金贵的是菜籽油。母亲带我走十几里山路到油坊。昏暗的坊内弥漫着浓稠的油香，赤膊的汉子喊着号子，推动撞杆，“咚”地撞上油楔。清亮亮、黄澄澄的油，便从木缝里汩汩流出。母亲小心接满陶罐，捧在手里像捧着金子。这油要吃一整年，炒菜舍不得，煮汤时用筷子蘸几下，在汤中画个圈，便算见了油荤。更多时候是点灯，棉线捻子浸在油里，燃起如豆的灯火，照亮清苦的夜。

我工作的前十八年，奔走于像茨沟一样的山乡。从公社干事到区公所任职，岗位在变，脚下踏的总是黄土路，鼻尖闻的总是庄稼味。分工时，抓农业总落在我肩上。乡亲们笑说：“你母亲是饿怕了的，你抓‘三黄’，心里踏实。”我也笑着认了。

那些年，我和乡亲们在寒风里抢修公路，在陡坡上垒石造田，更紧抓“立夏三把黄”。这不只是农时，是命令，更是生存的底线。开春就得筹划：哪面坡种大麦，哪块地点豌豆，哪条沟边撒油菜。雨水如何，倒春寒怕不怕，都得心里有本账。

“小满满把黄”是说小麦。小麦熟得晚，等小麦“满把黄”，人怕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所以，“立夏三把黄”才是关口，是春荒的句号。布谷鸟叫得越急，我们催收催种的脚步就越密。那时节，山野焦灼，人心期盼，空气里绷着一根弦。

后来，风从山外吹来。土地包产到户。变化悄无声息却翻天覆地。仿佛一夜之间，人们便不再需要那声“快黄快割”的催促。布谷鸟的叫声，也化作了欢快的“丰收曲”。

山乡景象全然不同了。初春，油菜花泼辣辣地开，从山脚到坡腰，烂漫的金黄；豌豆花紫白相间，成片栖在绿蔓上，风一来宛若蝶飞。金黄与紫白交织，香气浓得醉人。大麦、豌豆、油菜从容地黄熟，人们从容地收割。接着，小麦在暖风里成了金色海洋。乡亲们的粮囤满了，笑容也满了。那句“立夏三把黄”，也从生存的呐喊，沉淀为一句农谚，一段需向后辈解释的记忆。

母亲没能看到这些。她在日子刚有起色时，就带着一身辛劳，永远歇下了。她最香甜的记忆，恐怕还是那碗豌豆大麦蒸饭，那一小碗甜酒，那几颗用珍贵的油炒香的盐豌豆。

如今茨沟通了高速，人们办起了民宿，成了城里人寻幽的后花园。大麦因产量低，已鲜有人种，成了“非遗”麦种。油菜花季，游人如织，对着花海惊叹“真美”，他们不知，这无边金黄在几十年前，曾是怎样一种焦灼的黄。

我站在高楼回望。七十六载光阴，在回眸的瞬间被压缩成一片斑斓的滋味：舌尖泛起大麦饭的质朴辛酸，喉头回味甜酒的微醺香甜，胸中充盈的，是眼前万家灯火、山河无恙的安稳丰足。

布谷鸟的叫声，越过四十年，依然年年响起。只是那“快黄快割”的催促，在我心里，早已化作对一段过往的致敬和礼赞：我的母亲，老家茨沟和那蜕变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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