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进

父亲这辈子只领过一张奖状。那张乡党委颁发的“烤烟生产大户”奖状，至今还贴在老家堂屋正中的泥墙上，纸面早已泛黄，边角略有破损，但纸上字迹与朱红印章，依旧清晰可见。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没读过多少书，就连自己的名字，也写得歪歪扭扭。记忆里，父亲的身影如同任劳任怨的老黄牛，终日与土地相依相伴。种烤烟本就是极辛苦的营生，育苗、移栽、打顶、抹杈、采摘、烘烤，工序环环相扣，半点也马虎不得。每到烟叶烘烤时节，父亲常常彻夜守在土烤房旁，添火调温，熬得双眼通红。

那一年夏天，雨水调匀，阳光充沛，父亲栽种的烟叶长势格外好。采摘时节，他请来村里乡邻帮忙，一筐筐烟叶源源不断运回院里。编竿、装炉，整日里忙得脚不沾地。待到一炉炉金黄油亮的烟叶出炉，父亲便蹲在地上，逐片翻看打理。粗糙的指尖轻轻摩挲着柔软的叶瓣，脸上褶皱缓缓舒展，像秋日里悄然绽开的棉桃。

年末村里召开表彰大会，父亲获评“烤烟生产大户”，领到了此生唯一一张奖状。这是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荣誉。他小心翼翼地把奖状端端正正贴在堂屋正中。母亲打趣：“贴那么高，还怕旁人看不见？”父亲不言语，只憨憨地笑着，可眼里的光，怎么也藏不住。

我是在父亲的烟地里长大的孩子。年少时每个暑假，我都跟着他在烟田打烟杈、捉青虫。烈日当头，烤得人浑身发烫，加上烟叶细密的绒毛蹭在胳膊上，刺得又痒又疼。我常心生抱怨，父亲总是闷声叮嘱：“不想一辈子种地，就好好读书。”

这句话，父亲念叨了许多年。他不善言辞，讲不出什么大道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好好念书，将来吃公家饭，不用再扒拉土坷垃了。”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儿女身上，如同精心侍弄他的烟苗一般，只盼我们踏实成长、争气成才。

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那些年，我一边帮父亲下地劳作，一边发奋苦读。毕业后又回到家乡从教。

站上讲台的那一刻，我在心里默默立下心愿：要像父亲善待土地那样善待每一位学生，兢兢业业，尽心尽责。二十余载从教路，我从青涩青年教师一步步成长为学校教学骨干。教过的学生一茬接一茬，有的金榜题名，走出大山；有的返乡创业，扎根乡土，成为建设新农村的中坚力量。每每见证他们的成长与蜕变，我便心生自豪。

和父亲那张唯一的奖状不同，多年来我收获的荣誉渐渐多了起来。学校表彰、乡党委嘉奖，各类证书层层堆叠，攒下厚厚一沓。而我最为珍视的，是县级“优秀教师”“教学能手”两项荣誉。这不仅是一纸奖状，更是对我专业能力的认可，是对多年坚守讲台、潜心育人的肯定。

除了教书，我还有一份爱好：写作、拍照。多年来我一直坚守这份热爱，最初是出于对文字的喜爱，后来慢慢变成了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乡里的变化、学校的故事、孩子们的成长，都成了我笔下的素材。稿子寄出去，有的石沉大海，有的变成了铅字。这些年来，橱柜里积攒了一堆样报样刊，参加各类征文比赛的获奖证书也塞了满满一抽屉。还有那些稿费单，数额不大，却每一张都是对我笔墨耕耘的认可。

我的小儿子，正是淘气的年纪，对什么都充满好奇。有一回，他翻箱倒柜，把我荣誉证书和样报样刊全扒拉了出来，摊了一地。我正要责怪他，却看见他趴在地板上，一本正经地翻看着那些证书和报刊。

“爸爸，这是什么？”他指着“优秀教师”的证书，歪着脑袋问。

“那是爸爸得的奖。”我说。

“爸爸好厉害！”他眼睛亮晶晶的，又翻出一本样刊，“爸爸，你的名字怎么印在这上面了？”

“那是爸爸写的文章，人家喜欢，就印出来了。”

小家伙来劲了，一本一本地翻，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问。最后，他站起来，拍着胸脯说：“爸爸，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得很多很多奖！”

我心里一热，蹲下来摸了摸他的头。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

父亲一辈子只领了一张奖状，贴在中堂，贴了一辈子。我领了一沓，塞在抽屉里，儿子翻了一地。等哪天他长大了，也许会把它们一张一张贴起来——贴在哪里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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