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慧君

记忆里的新年，是从父亲扛出那四根粗壮的木头开始的。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没有电视，更没有琳琅满目的玩具。过年我最期盼的，除了新衣裳和平时难得一见的好吃的，就是父亲亲手为我们搭建的那架秋千。

那时人小，不懂父亲的辛苦劳累。刚进腊月，我就开始问父亲：“过年搭秋千不？”父亲不忍让我失望，就说搭。我便欢呼雀跃，迫不及待地像小喇叭一样到处宣扬。很快，全村的小朋友都知道了，他们和我一起期盼着、等待着。

除夕的午后，刚吃过团年饭，碗筷还来不及收拾，父亲就撸起袖子忙活开了。父亲总是挑最结实的木料——四根粗壮的木头作支柱，两根交叉绑成人字形，再在交叉处架上一条略微细些的横梁。因为搭得格外高大，秋千荡起来仿佛要飞起来似的。哥哥在旁边打下手，递绳子、扶木头；我们几个小的则围在一旁蹦蹦跳跳，恨不能马上就坐上去。一切停当，父亲便在地上挖四个深坑，把木桩稳稳当当地栽进去，填土、踩实，每一个步骤都一丝不苟。最后系上粗粗的麻绳，绑好踏板，一架气派的秋千就在院子里矗立起来了。父亲绑秋千时专注的神情，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那是一个平日里为生计奔波的男人，在用自己的方式，给孩子们一个隆重的新年礼物。

秋千架好的那一刻，简直是我们家，不，是我们村的盛事。院子里早就聚集了邻里乡亲的孩子，叽叽喳喳像过年归巢的雀儿。而我们姊妹几个，因为是主人家，自然享有优先权。这时便是我们最神气的时候——当然，这种特权也只是让我们成为第一轮“选手”罢了。后面再玩，照例是要用“石头、剪子、布”来决定先后的。一群孩子围成一圈，喊着号子同时出手，赢者欢呼着奔向秋千，输者也不气馁，踮着脚尖耐心排队等待。那时的我们，手心对手心的简单游戏，就能换来最纯粹的快乐。

玩的形式多种多样。胆大的站在踏板上，双腿微屈，身体一蹲一起，越荡越高，仿佛要够着天上的云彩；年纪小的就老老实实坐着，由哥哥姐姐在后面推；还有两两组合的，面对面站着，配合着彼此的节奏，秋千便荡得又平又稳。那时候的笑声，脆生生的，能飘满整个院子，飘过矮矮的土墙，飘进左邻右舍的心里。

从初一到十五，整整半个月，我们家都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大人们也会来凑热闹，有几个胆大的婶婶敢站上去荡几下，引来一片喝彩。那架秋千，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年代，承载了整个村子的年味。

只是小孩子多了，难免有争执。有一年除夕晚上，几个孩子为了谁先玩吵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谁也不肯让谁。大姐出来调解，让他们先各自回家冷静一下，说着就要把秋千暂时架起来——我们那儿有个说法，晚上秋千不能空着，不玩的时候要把踏板搭在横梁上。姐姐踮着脚往上架踏板，我在下面仰着头看。也不知怎么的，那踏板突然就滑脱了，直直地砸下来。我“哇”地一声大哭，姐姐才发现秋千架下的我。好在不太严重，后来的事我也渐渐记不清了，但却留了疤。

几十年过去，那道疤痕还藏在头顶，平时发现不了，可每次洗头摸到，总会想起那个正月的午后，想起荡秋千的时光。

后来日子渐渐好了，电视机进了家门，玩具也多了起来。不知从哪年起，父亲不再搭秋千了。那四根粗木料堆在院角，风吹雨淋，慢慢朽坏，最后当了柴火烧掉。

只是每到新春佳节，看见孩子们抱着平板电脑、手机，各自占据一隅安安静静，我总会想起那个热热闹闹的院子，想起父亲站在寒风里绑秋千的身影，想起那一声声“石头、剪子、布”的童音，想起秋千荡到最高处时，看见的远处屋顶上的积雪和瓦蓝瓦蓝的天空。

而头顶的那道疤，竟成了那个年代的独特印记。它是那个年代给我的童年之吻，是父亲朴实的慈爱，是我再也回不去的、却永远在梦里荡来荡去的儿童新年。

一审：殷婷

二审：田丕

终审：张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