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罗先余
唐《沙州都督府图经》讲：“善为国者必先治水，水利兴则天下定，则国运昌，则百业兴。”“水利兴则天下定，仓廪实而百业兴。”这些话强调了水利建设对于国家稳定、农业丰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一
安康自古以来就有兴修水利的传统。据乾隆五十三年李国麒撰的《兴安府志》、嘉庆二十七年郑谦撰的《安康县志》载的《修惠壑堤记》《千工堰记》《万工堰记》等文献记载，这些水利工程均在清康熙、乾隆年间修建。
2025年7月3日，在安康高新区富家河（傅家河，以下通用富家河）汪台村找寻到《公议大济头堰创修石涧碑》一通，碑高1.1米，宽0.45米，厚9厘米，字迹清楚，无损坏。
录碑文如下：
公议：大济头堰创修石涧，均给长流水利文字。缘倒座庙，古有山水沟堰渠，由此经过也。始，每年惟设木枧，屡被涨水冲崩漂没，接续换修，鸠工维艰，多致闪荒田苗。因此，众牌曰：汪、胡、梁三姓住居近枧，易于照管，合牌一同商议改修石涧，可耐久远。因嘱汪等三姓出工赀财物协力办理，功成告竣，合牌均允，留日夜长流水灌田。通议清楚：自后若有涧水泄漏，在砌涧人，密緻（注：专指状态细密，音zhi）坚固；若有阻滞，在修涧人，责咎短水之人。恐后无凭，公立文照。至崇祯二年公呈道宪。蒙赐准照创修石涧。田户汪其章、汪学慈、汪允慈、汪杯慈、胡守志、梁章圣等。
迄康熙十二年复立后照。文字人三牌堰長周之美等，因昔年汪姓创修石涧，通允日夜轮流涧水，至今，汪姓之田被河水冲崩，所存有，石涧坏漏，無心整修。今三牌合议，复立通照。合舆汪钰名下，约工经理，言明：日后其田若出，均许照例灌田，並一无异言。恐后无凭，立石公允，字文永照。三牌堰长周之美、王文辅、魏朝明等。
乾隆三十二年，因闸致讼，修涧田户汪思训、汪藻等将前后二照並呈案。蒙州主张大老爷当堂谕明：仍照古例原文勒石以誌，千古不朽云尔。
嘉庆十一年二月重修石涧吉日立。
纵观全碑，冒头文字为：崇祯、康熙、乾隆。由此可知此碑为三碑合刻的公示碑。第一部分为明崇祯朝修建水涧公议碑；第二部分为清康熙朝重修水涧公议碑，第三部分为清乾隆朝解决水闸争端，由政府批决的判文。三碑存之一体，为研究富家河流域农业灌溉发展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由此，可以确定大济堰的筑坝位置就在富家河的出山口。
安康古志对大济堰有如下记录：
清康熙三十四年王希舜编纂《兴安州志·山川志》载：“北三百里曰王莽之山，莽尝遣兵戊守，山以是名。富家河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越河；大济堰在焉，灌田颇多……”同时，在《堤堰志》载：“在富家河，开渠六道，灌田八千七百五十亩。今第五渠久壅，多以秋田为夏地者。”
乾隆五十三年李国麒撰《兴安府志·山川志（水利附）》载：“大济堰《州图》，在州西北三十里；《州志》：王莽之山，富家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月河，大济堰在焉，灌田颇饶；《州册》：大济堰分六垱，其一垱、二垱、三垱、四垱、六垱俱现在，灌田二千余亩。惟第五垱相近月河，冲坏已久。”
嘉庆二十七年郑谦撰《安康县志·水利图第三·附图》载：“安康凡河边平地多置渠堰，但琐细不足图，择其利之大者为八图，观其河道源委以及沟渠次第，亦可以得其灌溉之由，但截河分水，下流细微泥沙易致淤澱。年久地高，亦恐有崩溢之害。古人论水利之弊，谓其有害于河，未可视为浅识也。”
为什么在此修大济堰？这通碑和古志的记录又透露了多少信息？大济堰的前世今生又是怎样？围绕大济堰发生了哪些轶事？
二
根据高新区汪家台2021年12月30日出土的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明陕封府谷县教谕汪公信庵府君之墓》和2023年11月22日出土的明万历五年（1577年）《明故迪功郎北原汪公墓志铭》和《明候封汪母朱氏太孺人墓志铭》记载：富家河西岸的汪氏、冯氏均是明洪武年间从四川绵阳等地来到此地。又据富家河东岸头垱村戴氏、王氏的明代族碑记载，戴氏于元代随军来到此地，王氏于洪武初年从南京来到此地，而周氏也来自明中期。总之，富家河出山口的平坝是他们开枝散叶的地方。
按照古人“抢水头”居住的理念，这些先民们为了生存延续，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水利保证粮食生产，适应繁衍族群的需要。
明太祖朱元璋农家出身，自建立明朝后，从洪武元年（1368年）起，为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推行了一系列水利制度，其核心是以国家为主导，动员全民力量兴修水利。这些措施对明代前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是设立专门机构。由中央工部（下设都水清吏司）总领全国水利事务，地方设河道总督、水利佥事等官职，每乡设“塘长、堰长”，负责基层水利工程的巡查与维护，形成中央到州、县、乡（铺）的管理体系；二是建立地方官考核与问责制度。将水利工程成效纳入地方官政绩考核，对失职者严惩。朱元璋在《大明律》中规定：“若不修圩岸，及修而失时者，笞三十；因而渰（同“淹”）没田禾者，笞五十。”三是全民动员。洪武二十七年诏书要求全国州县：“凡陂塘湖堰可蓄水防旱者，皆须因地修治”，并允许民间自主规划小型工程，只需报官备案；四是强制劳役制度，按田出夫。规定农田所有者按土地面积承担水利劳役，无田者服“均工夫役”。将水利建设与赋役制度绑定，确保劳动力来源；五是分别派遣国子监生和专门人才到各地督修水利。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全国共修塘堰40987处、河道4162处、陂渠堤岸5048处。水利建设使明初耕地面积从洪武元年的1.8亿亩增至洪武二十六年的8.5亿亩。为“洪武之治”（1368年—1398年）的粮食储备奠定了基础，国库积粮可支全国10年之用。
正是朱元璋的要求和措施，各地修建了大批水利工程。按照“上有风，下必雨”的古代吏制行事办法，大济堰在明初修建也有可能。同时，富家河又是距离府城、县城最近的大平坝子，大济堰修建得早是情理之中的事。
碑文记载修建石涧的公呈（报备）时间是崇祯二年（1629），与洪武二十七年诏书要求相同。根据碑文记载，先民们用木枧导水的时间不会短。正是用木枧苦不堪言，才要修建石涧。所以才会有明崇祯第一次修石涧，清康熙、清乾隆、清嘉庆的几次续修、修整石涧，解决水涧争端、固定修涧规矩和修涧立碑定制等。
清康熙年《兴安州志》载大济堰：“灌田八千七百五十亩”；乾隆年兴安府志载：“灌田二千余亩”。嘉庆年安康县志关于大济堰的记录是附的灌溉图。为什么康熙志和乾隆志记载的灌田亩数差距如此之大，皆因“渠久壅”。正是各村庄只是对水利设施进行重建，而忽略维护，才导致“多以秋田为夏地者”的发生。
三
正是大济堰的作用，各村庄在主水渠中横筑用以挡水、提水、引水灌溉农田的小堤，所以在富家河两岸就留下一至六垱的地名。这些地名是农耕文明时期的“水利”留给我们的记忆和畅想。
大济堰的灌溉是东西两条水渠，一条沿富家河东岸一道坎通至宋家营，约5公里，一条沿富家河西岸一道坎通至四岭头，约4.5公里。河东、河西的一道坎是指富家河大水长期冲击出高2至3米的坎，坎下是平地，是沙土田，大济堰的东西两条水渠只能灌溉一道坎下的田地，而一道坎上的平地是黄泥田地，土质很好，但无法以水利浇灌。
以明朝修建的老二垱渠河西走势为例：在大济堰筑坝下设置第一道木（石）枧，位置在汪一村六组，沿一道木（石）枧下修水渠到长沟口（现桃花源正对面）修建第二道木（石）枧，枧长约50米，高约3米，第二道木（石）枧下为土石垒砌的水渠。水渠过冯台、张营、二垱王家、陈家、徐家、张家、丰阳寺、四岭头（现安康老机场）。
为了增加农田灌溉面积，先民们又在大济堰（一级坝）的上方建起五个拦水坝，俗称“六级坝”。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大济堰的名字被人们淡忘。在大济堰建堰拦水最高的地方（二级坝）又建大济堰二级堰坝，俗称“五级坝”，让水流提高，具体地方在现徐家沟村委会位置，小地名叫“小坝儿”。
大济堰是一个集文化、惠民众、促生产、扬水利的古老水利工程。
为什么把富家河的水利工程称“六级坝”？这就得从富家河的一系列坝说起。先民们后来在红土岭修建了“广济堰”，以扩大水田种植，但由于要沿两岸的山边修建水渠，需开山，因此仅沿河岸修了两条引水渠，有限地扩大了一些水田面积。依次向上，在松坝、茨沟、营盘拦河修筑引水坝，根据习俗，从上到下依次称一至六级坝。
四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大济堰下设水闸，汪、王、冯、罗、李、张、周等各姓签订合同，兴安州加印，各方遵守，各姓人众利用富家河水利，发展生产，相安无事。
据《大济堰棉花沟水道争讼断案碑》载：大济堰古制是闸，旧例无笕。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水闸运行137年后陈旧将废，而下牌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贡生罗维新等，以重修闸需大量人工为由，强修度水石笕，使浊水笕上浮行，清水笕底沉流，以为一劳永逸之计，但与生员王馥运等的庄基地有妨害，生员王馥运等认为此方法违背旧制创浚，恳勘饬停。罗家营罗维新等，上诉至安康县正堂加四级卓异候升加一级纪录十二次陈宪案下，蒙批“候唤案讯勘查夺”。于是，双方结村成盟，引发长达3年多的诉讼。这场诉讼上下往返四次。为了结此案，兴安府批示回县，特受安康知县陈仅（字余山，浙江鄞县举人。先后任紫阳、安康知县）加五级记录十次刘莅任，唤案讯明，不准修石笕。至咸丰二年（1851年）三月初三日，陈仅召集各方，经过各方辩论，断示罗维新等，仍然遵照乾隆三十六年兴安州印合同具结。两造各服，具结存案，次缴详府。
此问题虽判决，但事情还没完。“四月十四日，（陈仅再次）赴团山铺（明清时设置的县管行政机构）大济堰棉花沟踏勘情形回县，因下牌（明清时设置的乡、铺管理村机构）抗案，除具廪外，谨拟鄙意一通呈候府宪断示”。
此案，据《安康碑版钩沉·大济堰棉花沟水道议》载：“棉花沟水由头垱王家营前流入富家河，自开大济堰横截沟水，受其挹注以资灌溉。惟沟水来源既远且迅，水消易涸。一遇猛涨，挟沙泥而直下，堰身峻狭，载沙南行数十步中，立形阻塞。”为此，王姓、罗姓、周姓人户把棉花沟的戴姓等再告到安康县府，县府知县陈仅亲临查看并与各姓商讨、断案。案结后，陈仅连同“水道争讼断案”阴阳两面刻碑，于清咸丰二年四月立《大济堰棉花沟水道议碑》（阳面），《大济堰棉花沟水到争讼断案碑》（阴面），以告示各方。至此，围绕大济堰的民间诉讼偃旗息鼓。
五
随着富家河两岸各村庄人口剧增，饮水和农业灌溉又成了问题。1938年，士民荆忍谦曾提出“恢复富家河大济堰以充民食案”，未能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富家河一河两岸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50年—1970年在“小坝儿”位置三次改建浆砌石滚水坝，提高坝位，扩建东干渠（建民）、西干渠（河西），河东从头垱扩渠一条，沿大坡梁坡根越316国道通至长铺，约9公里，河西从汪台扩渠一条，沿后梁坡根走，修大笕越团沟，在丰阳寺打洞子通至五里716地质队（现天宝印务东），约8公里。
虽然大济堰扩修后，富家河下游的一河两岸形成两条新渠系，常常绿水满流，不仅满足了水田灌溉，还方便了群众生活，有不少老百姓为了节省力气，还在渠里担水做饭饮用。但从汪台和头垱往下走，由于一河两岸的第二道水渠还是显得低，且不走弯路，有许多平地无法实现水田耕种，老百姓盼望水能上坡和依坡就势。更重要的是，五里、关庙的大片黄土丘陵地带，历来为缺水低产区，人民群众急需通过有效农田灌溉，提高粮食产量，供应不断增长的人口。
1958年9月，在安康县革委会副主任、老红军、军代表、八一水库工程总指挥黄巨盛的带领下，以2100余名复转军人为骨干，以部队编制的方式，先后组织安康、岚皋两县2万余名农民工，组建“安康农业八一基建团”，工程定名为“八一水库”，在离富家河源头王莽山38.5公里处的松坝乡山羊沟开工筑坝。工程采取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因工程大、渠线长、地质复杂，方案几经变更，工程三上三下，直至1976年，全面完成东、西干渠工程并通水，工期长达18年。
工程建设中，人民群众唱出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民谣。后经安康日报老编辑于邦彦刊发于《安康日报》并推荐至中宣部。1959年被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红旗出版社）作为压卷之作收录，后编入中小学语文教材。此歌谣1960年刻于富家河倒虹桥上。
“八一”水库灌区内修建总干渠15.04公里，东干渠31.62公里，西干渠9.19公里，支、斗渠196条120余公里，隧洞42座，水工建筑物745座。东面灌溉原五里区的建民乡、长岭乡和关庙区的忠义乡、劳动乡、皂树乡；西面灌溉原五里区的二里乡、河西乡、花园乡、建设乡、五里乡，实现灌溉面积6.2万亩。
虽然“八一”水库和30年后建成的黄石滩水库（二库一体）扩大了灌溉面积，但大济堰的水渠仍发挥着巨大作用。至2015年，富家河两岸的平地基本建设成现代化厂房和道路，大济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大济堰是安康先民们创造利用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的史诗，它凝聚着先民的心血、汗水和智慧，是农耕文明时期安康人民战天斗地的写照，对中国式现代化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