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森
一
近日翻捡《安康碑版钩沉》，见所录《修理天池山迎真观圣殿落成记》一文，书中编者注：现存安康市关家乡无梁殿。为之一怔，读文始知，无梁殿准确的名字叫迎真观，是嘉靖年间一个叫吴道真的武当山净乐宫门下道士凭一己之力花费二十多年时间把天池山上原有的元真观改建成“殿宇富丽，圣象辉煌”的宫观，不免心生向往，因为老家所在的村子与无梁殿所在的乌垭村距离不过十公里，只知道那里有座无梁殿，从未听说过天池山，更不知有过元真观。
立春过后，溪水清明，正是登山时节，遂在周末约一二老友东出城，过黄洋河，经古庙岭，沿张坝公路斜插至许家河水库。水库蓄磨沟河水而成，左岸有学校、商店和集镇，即为关家镇政府所在地，山色倒映湖光，粼粼然，跃跃然，追忆他年求学时光，恍如昨日，当年数十少年中尚有联络者不过二三，不禁慨叹，嘘唏。
溯水库岸线而上，公路舒朗，溪流涓涓，行驶愈迫近，山势愈陡峭，转过一隅却又屋舍俨然、篱落巧致，可惜屋门紧锁者大半，少了烟火气的村庄像一位长者，看似神情矍铄实则倦怠有余。偶遇一二翁妪，问去处，热情爽朗，生怕说错了地方，就连停车位置也给比划得清清楚楚，尽现乡村温情。公路尽头在天池山的半山腰，只有羊肠小道可登顶，落叶婆娑处小道亦不可寻，在不断试错中，过一山坳又转一山梁，筋疲力尽、心存疑虑之际忽现一片洼地，地上残存几处断壁、一块碑石，遂释然：到了！
站在洼地中央，环顾遗址，整体山势像一柄歪把的“汤匙”，柄部为制高点，条石铺就的台阶直达山顶，两侧散落着柱础石、抱鼓石以及青砖断瓦残片，仔细端详尚有雕花、瑞兽，精美绝伦，台阶尽头是一座殿宇的残存，青砖垒砌，基座分明，站在山巅，环绕的群山尽在春阳里熠熠生辉；“汤匙”口沿部分是两座山丘，亦有条石台阶和殿宇台地，因山势平缓损毁更为严重；最底部当是池塘，尚有一汪清泉涵养一丛苇草，青翠茂盛，天池之名大约由此而来；池塘之上是正殿，残余几堵矮墙和一壁高耸墀头，可证昔日的宏大气象。中心处竖立一座高约2米、宽约1米的碑石，阳面字迹已漫漶剥落无法识别，阴面尚有“奉训大夫知金州事萧汝舟”等字样依稀可辨，与《安康碑版钩沉》所收录文字吻合，这就是《修理天池山迎真观圣殿落成记》的出处了。
二
上世纪九十年代，安康文化名流历经千山万水，积沙成塔，集腋成裘，辑录本市出土或文献记载的碑刻铭文编纂而成《安康碑版钩沉》，补方志不足，对于认知明清以来的安康风土人文尤为珍贵。《修理天池山迎真观圣殿落成记》是其众多篇章之一，碑文较长，择其要者如下：
“金州古安康地也，城东南五十里有山曰天池山也，是名山也，为其绝顶有灵河水也。其地则山环水绕，云飞烟锁。草木发幽谷之香也，水映长天之色，诚秦头楚尾之一奇特也。先有元真观一所，其去古未远，制度未备，讵嘉靖丁亥，道人吴道真者，自武当净乐礼本宫提点戈教静分派备理二十余年，百堵皆兴其间，殿宇富丽，圣象辉煌，徽匠就巧之费不下数千计。”
碑文中所说嘉靖丁亥，即嘉靖六年，是为公元1527年。这是吴道真改建迎真观的初始时间，加上此前“制度未备”的元真观，无梁殿遗址迄今已五百余年，在安康境内堪称奇迹。文中还记述了建造者的生平：
“造圣宫事竣而谋请于州曰：道籍系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万石乡观头团前坊堡人氏，父吴万善，爰自正德二年八月将道真舍之武当前戈教净项为走徒，给帖云游抵此，苦心励行，索文镌石，以垂久远。”
一个江西少年从正德二年到嘉靖六年在武当山净乐宫浸淫二十载，又用二十多年时间改建元真观而成迎真观，不可谓不虔诚。而明代自成祖朱棣始，道教就被推崇备至，奉武当山为祭祀之首，至嘉靖帝更是笃信不怠，把写青词、炼丹药当成主业，所谓风行草偃、上行下效，故而碑文写到:
“武当盛地，迎我朝祖宗崇祀之首举，既自彼分派而建此丕绩，亦不失崇明祀之兴也。但树碑大事，当告诸有司，请奉谕行始不失之陵僭。道真则具前因告于今州主之台，已蒙审实准此，始觅镌人刻文于右，庶几千古世后传之不朽。”
在这里，碑文撰写者标明了迎真观与武当山的渊源，以及镌刻碑石的原由。石碑背面还镌刻了参与此次大殿落成典礼的嘉宾：奉训大夫知金州事萧汝舟、承务郎抚民同知岳时英、净乐宫提点师戈演觉等人。碑文落款为：嘉靖十一年岁次壬午三月乙酉日，金州癸卯举人华宗元南田谨记。
三
明成化年间知州郑福主持，白河县令普晖主笔，书成安康首部地方志《金州志》，之后亦有增补，但均在明末战乱中散佚，可追溯最早的方志只有乾隆年间兴安知府王希舜编纂的《兴安州志》，用以传承和记述的文化符号单薄、空泛。迎真观建造落成因其宏大而弥足珍贵。而《修理天池山迎真观圣殿落成记》从文辞、立意上讲均够不上大家风范，却也行云流水，凸显一方水土所孕育的文化人的气度情怀，堪为证史文本，用以流传。
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碑文两处存疑，一是落款时间，二是碑文撰写者。先说落款时间。碑文落款时间为嘉靖十一年岁次壬午，而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嘉靖元年即为壬午年，断不可能十一年后还是壬午年，明显不合常理。再说碑文撰写者。从碑文落款看，撰写者应该姓华，名宗元，字南田，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授金州举人。但遍翻《兴安州志》和嘉庆年间《安康县志》均无一个叫华宗元字南田的举人，倒是找到一个叫单宗元者，上面载明：“单宗元，弘治壬子科举人，河南府判。”弘治壬子年是为弘治五年（1492年)，早于嘉靖二十二年五十多年，存在明显误差。华宗元跟单宗元是否为同一个人？碑文撰写者亦存疑。
历史总会在不经意的转角处留下可以追寻并加以印证的蛛丝马迹，还原一个相对确切的时空坐标，不至于让传说或者伪论断假以史实的面目流传，这既是考据学存在的魅力，也是历史表达的客观追求。事实上，要想确认迎真观落成的确切时间和记文撰写作者的真实身份，只需紧扣落成典礼审批者奉训大夫萧汝舟出任金州知州的时间和嘉靖癸卯年金州举人名录，即可按图索骥。
四
《兴安州志·艺文志》收录白河县士人柴儒撰写《尊经阁碑记》一文，录如下：
“豫轩刘先生分守关南三载，将洗末学之芜陋，而进之以圣贤之道。乃诹诸郡守萧公曰：金郡僻在一隅，士业其间，少见经书全籍，必远致而谨储之。守曰：学校未兴，提调之耻。经正以兴庶民，守之愿也。遂拓地开基，纠工储材，巍然壮观于黉宫之东。工兴于庚戌孟夏，成于季冬。刘，燕人，名世用；萧，鲁人，名汝舟。”
时任关南分守道刘世用与金州郡守萧汝舟俩人商量建一座图书馆，称之为“尊经阁”，工程量不大，工期半年，这里面有一个明确纪年——庚戌年，这一年是嘉靖二十九年，即为公元1550年。而在嘉庆版《安康县志·仕宦表》中记载，萧汝舟知金州事为嘉靖二十八年，因为萧汝舟见证了迎真观落成，那么迎真观建成时间只能在萧汝舟担任金州知事之后。从《安康碑版钩沉》所录文字看，由于碑石年代久远，“壬午”当是“壬子”误辨，嘉靖壬子年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从嘉靖六年至嘉靖三十一年，计25年，也与碑文中所说“备理二十余年”吻合。
至于《修理天池山迎真观圣殿落成记》的撰写者是单宗元还是华宗元，倒是倾向于单宗元。“單”与“華”字体相近，由于石碑长期磨损，辨认模糊，将“單”误认作“華”，当在情理之中。而《兴安州志》对单宗元受举人衔时间记录错误，也是造成对碑文误读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总有许多巧合。尽管明时的《金州志》散佚，但有明一代金州作为散州隶属汉中府，嘉靖二十一年汉中府同知张良知着手编纂《汉中府志》，嘉靖二十三年刻印，记事止于嘉靖二十二年。《修理天池山迎真观圣殿落成记》的作者自述为癸卯科举人，癸卯年即为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在《汉中府志·选举表》中记录如下：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举人有南郑县赵思霄、褒城县张春、金州单宗元、洵阳县吴乾亨、南郑县张其蕴、沔县陈九州、南郑县李佩。时年汉中府授举人衔者七人而已，金州单宗元列其中。
张良知付梓《汉中府志》之日正是时年举人名单放榜之时，这种当下记录的准确性应当毋庸置疑，《修理天池山迎真观圣殿落成记》撰写者为“单宗元”而非“华宗元”，也就确信无二了。
五
西安的张羽校友发来信息，言及流水镇有一处叫碑子埫的地方是安康单氏家族墓地，碑石尚存，并附图以证，遂前往。
碑子埫原属流水镇七里沟村，现并为学房垭社区，因树一高大碑石而名之。下车后四处打探，一个叫单林松的老人家带我们在一洼平缓的台地之间找到了碑石所在，碑石高约两米，碑文仅为两竖排八个字，字体硕大，却破损严重，左侧可辩“单公神道”，右侧最上一字残存“氵”，第二字缺失，第三字左下角存“力”，第四字下缘部分可辩为“馬”，第三、四两字合起来可猜度为“别驾”。别驾是府判的另一称谓，知府的副职，若与《兴安州志》所载单宗元的官职印证，碑文可辩读为“河南别驾，单公神道。”明代的河南府建制相当于现今的河南省洛阳市，可惜案头并无相关的方志资料对单宗元宦途加以佐证。
老单身体硬朗，态度和蔼，颇为健谈，我们在夕阳下相谈甚欢。自言先祖在明朝时从江西移民搬迁到此，当年见证了墓地被破坏的始末，自豪的表情下难掩沮丧之意，话别之际忽然说：还有一块墓碑！于是，我们在路旁一片荒芜的杂草中翻捡，碑石一半在泥土里，一半在草丛中，擦拭干净，上现双钩法錾刻“承德郎单公南田之墓”。承德郎在明代为正六品文职散官，这大约是单宗元留在世上的最终头衔。
倘若真如老单所言，流水单氏祖上是从江西移民而来，单宗元与吴道真算作江西老乡，两个江西老表流落在金州这个方寸之地共同成就一隅文化遗存，焉能不称美谈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