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朝庆
人对大多数过往都会选择忽略，时间久了就会彻底忘记，只有相似情境的撩动，才会让沉淀在内心深处的情感泛起。近些年，因为开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经常到帮扶的村委会，每当看到村委会挺拔的大楼和宽阔的广场，都会想起家乡的大队部。
儿时的农村叫大队，大队部好像大队的首都一样，在社员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位置。
在那个饥饿的时代，粮食比人重要，所以每一个农家的孩子都对种子种下地、分蘖、拔节、抽穗、成熟、收割、晾晒、入仓这些农活深入骨髓，每当收获的季节，孩子们比大人更加兴奋。
大队部里因为住着粮食，所以是整个沟里面最好的房子，人住的房子漏雨，每当雨季，雨水从瓦的缝隙中漏下来，家家户户用面盘接住，打得叮叮当当响，而大队部的粮仓不允许漏一滴雨水下来；人住的房子漏风，冬天寒风能从砖缝中吹进来，而住粮食的房子内墙是用石灰搪光了的；一般农舍蚂蚁、老鼠从门缝进出频繁，而住粮食的房子门都用铁皮包裹了的，蚂蚁、老鼠无机可乘，大集体的粮食有无数双大人和小孩的眼睛盯着的，没有人敢从那里顺走一粒粮食。
住粮食的房子旁边还有一间较大的房子，四面墙上挂着“毛主席万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等标语，房间正中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硕大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石膏像前面整整齐齐码着四卷《毛选》。我父亲是大队支书，每次从公社或者区公所回来，都会把大队和小队干部召集起来，传达会议精神。这个地方有神圣性，门经常都是锁着的，但生产队的干部每一次从这个大房间出来，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在新的最高指示指引下，农村的春种、秋收、冬季抬田造地、水利建设都显得热火朝天。
那间住着“最高指示”的房子旁边还有两间偏厦，分别是赤脚医生的卫生室和供销社下设在大队部的代销店，那时大家都很穷，所以代销店里并没有多少东西，主要卖食盐、煤油和火柴，当然也有价格低廉的水果糖、点心、金果（江米条）、饼干之类的，因为很少有人买，点心和金果都很硬，点心被农民称之为“全钢防震点心”。有一次，一个农村的“二流子”实在嘴馋了，乘着夜幕降临想摸进去犒赏一下自己，殊不知管代销店的社员非常负责，晚上打地铺看守，听到有动静一头爬起来，顺手抓了一把金果打过去，小偷哎呦一声就跑了，看代销店的人追出门骂道：你敢把主意打到代销店，下次再来，老子给你两点心，把你往死里打！其实那个点心看似很硬，浇一点水在火上一烤，又会酥软香甜如初。
卫生室里靠着窗户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药箱，门对面放了一张床，既是赤脚医生休息的地方，也是病人打肌肉注射针时爬的地方，床的旁边还有一个放药的小货架，上面放着很多大小不等的药瓶，有人看病时，赤脚医生让来人把温度计含在嘴里，用听诊器听一听，问一问发病情况，然后从不同的药瓶里面取几粒药，用旧作业本纸包几包，嘱咐按要求喝。那个饥饿的时代，病的种类很少，一般吃几天西药都好了。
我那时还在上小学，我和沟里的小伙伴没事老往那里跑，一是希望遇见父母去买东西，哼哼唧唧软磨硬泡，代销店的大伯就打凑活，少找一两分钱，给我买一两颗水果糖；二是希望有人去打针，把打过针的药瓶捡回去玩，药瓶的橡皮塞还能当橡皮擦使用，更多的时候和小伙伴在一起抓石子、打沙包、跳绳，也把房前屋后摘的李子、桃子、杏子、枇杷拿出来分享。
我老家的大队部建在一个梯级平台上，大队部的后边是一个一米左右的土坎，土坎后就是大队的综合场，综合场有两大功能，一是有个较大的养猪场，用生产队的红苕藤子、萝卜缨子、小红薯仔、南瓜叶子等养了十几头猪，年底卖给肉联厂，用以增加集体收入，决算时能给社员们多分点钱，养猪场由一个社员专门负责，另外就是用土坯和木架建的一个大车间，里面安装了打米机、磨面机、粉碎机，每一个机器都由一台柴油机带动，因为收取加工费很低，实在没钱还可以记账，年底分红时再还。所以，沟里的人纷纷把谷子、麦子挑去加工，后来打红薯粉、打玉米粉也都用粉碎机，只剩磨豆腐、推豌豆瓣胡豆瓣做豆瓣酱才用石磨子，因为用粉碎机加工的不好吃。后来又盖了一间大房子，除了一个压面机，里面迟早挂满了挂面。那时我们经常到挂面房去玩，帮挂面师傅切挂面，用量长短的木板压住，咯噔咯噔切特别解压，老师傅用粗糙的草纸铺在桌子上，把切好的挂面放在草纸的中间，草纸带的一头刷上浆糊，握着没浆糊的一头往右一卷，右手把有浆糊的一头往左一抹就包好一把。
大队部最热闹的还是前面的那个大院坝，每当农历四月，漫天遍野都是金黄的麦子，女社员挥动着镰刀，男社员把麦子挑到这个大院坝，院坝的中间放着一个脱粒机，每天从早到晚嗡嗡的声音响彻整个沟里，麦草在院坝边的斜坡上堆得和山一样，我们经常在麦草剁上跳来跳去，麦收过后，这个院坝就成立晒场，先是晒麦子，到秋收晒玉米棒子，再后来是晒谷子，晒粮食的季节，我们会拿一个筛子，把筛子斜扣着，用一根木棍支撑，木棍的一头拴着长长的细绳子，每当有鸟躲在筛子下偷食，我们远远的一拉绳子，鸟就被扣住了。
这个院坝对我父亲来说内心五味杂陈。1966年的夏天，他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实大多数社员并不懂什么路线斗争，他们本能的需求还是吃饱肚子，最好有点小钱花。一年过后，文化大革命在我们那个大队就像刮过庄稼地里的风，很快就恢复了原状。我父亲虽然大队支书免了，绝大多数人还是选他当了大队长，再后来又恢复了大队支书，这个院坝又成了他召开社员大会，安排生产的场所。
大队部最美好的记忆还是放露天电影。我记得，我父亲头一天从公社回来后，就把各小队长召集起来，说要放电影，要求各小队第二天集体劳动早一点结束。第二天他派几个壮劳力，去抬柴油发电机和电影放映机、电影幕布，下午四点钟机器都安装好了，电影幕布支在大院坝中间，因为人太多，离幕布远了看不清，所以幕布前后都是人。
沟里老老少少手上拿着小板凳，早早地坐在大院坝占座位，尽量往前坐以便看得清楚一些，那时的电影放映员特别牛，迟迟不来，而且电影片子他也不让别人碰，等着大队干部去请时，给他塞一包宝成牌香烟才动身，路上大队干部还要给他汇报电影放完后在哪里吃夜饭，强调用瓶子酒款待。有时，我们在院坝要等两三个小时，整个院坝人声鼎沸，只有当柴油机发电机突突突一响，知道电影快开演了，大家才安静下来。每次放电影过后的一段时间，社员在田间地头歇息期间，还会意犹未尽的讨论、争执，而且电影主题歌很快就会在沟里的小姑娘们嘴里流行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队部连同我父亲永远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当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至较高水平时，国家又开始重视农村的发展，投入资金在各个建制村建起了村委会，新的村委会除了办公楼，有乡村大舞台，LED大屏，广场周围大多用花草绿化，人口较稠密的村，晚上有自发的广场舞，这些点滴变化诉说着中国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曾经的大队部，记录了中国农村的风云变幻，也是几代人的精神家园，今天，看到大队部的遗址，很多人内心仍会有淡淡的失落。但当我们回望历史时，正是大队部的人间烟火点亮了中国现代农村的绚丽的烟花。
2024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