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文涛
陕西省岚皋县堰门镇堰门村有一条近十里的山路，因当年有一支红军部队在这里走过和战斗过，被人们称为红军道。
堰门村村前为汉江支流洞河，河对岸为同省的紫阳县。红军时期进了紫阳县，翻过巴山，便到了“通、南、巴，红军的老家”的以通江、南江、巴中为核心的川陕中华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走在这条道上的红军有69人，他们是中共陕南区党委安康军特支组织发动的国民党安绥军部队起义人员，从安康城出发奔赴四川巴中川陕中华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起义部队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进驻堰门村的时间为1934年2月23日，农历时间为一九三四年正月初十。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隶属于红四方面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当年便驻防在四川巴中川陕中华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当年的这次起义我党历史上称为安康起义。安康起义由中共安康军特支地下党书记王辛德、中共安康军特支地下党军事委员袁作舟、中共安康军特支地下党宣传委员王泰诚三人共同组织发动的。王辛德的公开身份为安康安绥军司令部《民知时报》记者，袁作舟时任安康城国民党安绥军迫击炮营副营长，王泰诚时任安康城国民党安绥军特务三连副连长。
安康起义原定于1934年2月22日即农历正月初九晚上九时举行，因叛徒告密，被迫提前于当天下午六时左右仓促应变，举行起义。因敌人已有安排准备，在战斗突围后只带出了原计划的少量部队。突出围困的69名起义人员，按原计划会合于安康城外西药王殿山下，当即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由袁作舟任纵队长，王辛德任纵队政治委员，王泰诚任纵队游击指挥。
当时驻安康的安绥军部队有一个旅，旅长为张飞生，又名张鸿远。张飞生当天在驻防石泉的下属部队巡查军务。安康起义后，得到消息的张飞生即电话命令沿途所属国民党部队及民团围追堵截起义部队。起义部队连夜急行军，溯汉江南岸而上，经吉河口、火石岩、晓道碥子，第二天中午由大道河老街进入岚皋，为避开洞河街周玉书民团，弃汉江边主道进入街旁柳树沟，再经蛟腊沟、团溪沟、甘沟、熬水沟，翻越莲花寨下到泰山庙，一夜一天，急速步行一百六十多华里后，在第二天傍晚时分进入堰门村。
出生于1927年的陈启桂老婆婆，今年94岁，发白如雪，却耳聪目明，住在堰门村二组卢家院子，已五代同堂。老人说：红军来的那年我七岁多了，已记得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没见过的人，还个个背着枪，八十多年了，到现在都忘不了。我记得，队伍来这时，天麻麻黑了，村里人见来了队伍都躲到山上花栎葩树林里，来的队伍有几十号人，都穿着灰军衣，住在卢家院子、卢家四房院子、祠堂院子和马家院子里。队伍上人见屋里没人便到树林边喊，说老乡莫怕，我们是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我们是打和求平的，请老乡们回家吧。胆子大的男人们回家了，见没啥事便喊叫树葩里的人，树葩里的人也都回家了。有三个人住在我家，我在门外不敢进屋，有个人对我说，小娃娃，你莫怕，我们是好“粮子”，不欺负人。三个人说着外地口音，抱着枪围着柴火，坐在木凳上靠着墙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一亮，我妈给那三个人煮了一顿红苕包谷粥饭吃了，他们便到下面院子里集合到一起走了。
出生于1959年的卢在宝家在卢家四房院子天井屋的一侧。住在旧屋里的他，说起院里的旧事，他说着去世多年的父亲说过的话。他说他父亲叫卢本群，红军来时二十多岁，那天天冷，他父亲给红军抱来两个花栎树疙瘩根烧火烤，院子里住着二十多个红军。天井正屋里三个领头模样的人在屋里开会，像是商量啥事，有个高个子背上背个长把子，手上还捏个短壳子，门口有三个人在放哨。
时光遥远，更缺失准确的文字记载。根据1985年12月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陕西党史安康起义专题资料集》记载，在屋里临时开会的三位红军，应该便是纵队的三位首长。他们是纵队长袁作舟、纵队政委王辛德、纵队游击指挥王泰诚。
当年三位红军纵队首长开会的地方在卢在宝家左侧一处空屋地基，原老房是卢哲学家的，老人已经去世，儿孙们都进了城，房子没人住，前两年下大雨漏水便垮了。三位共产党员，三位腥风险境里的红军指挥员，在这空屋基上曾经的屋里，那晚，他们都说过怎样的话，他们是怎样面面相坐，谁北谁南，谁西谁东？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八十年前红军进驻堰门村的事，在村里人中口口相传着。
卢在宝和村里老人们介绍说：红军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在住的地方煮饭吃。那时穷农民家里也没啥吃的，都是些红苕、洋芋，好的便是些包谷米。红军吃了给的有银元，也有给打借条的，吃完饭就以拍枪托为号，到祠堂院子旁边的田坝集合。集合后红军便往洞河河边走，想趟水过河进入紫阳县。队伍刚下到河边茅草葩时，洞河对岸紫阳县庙沟国民党民团一个团丁向红军连开数枪，走在队伍最后面的一位红军小战士被击中牺牲。那团丁开枪后便往身后的板凳寨山上跑，队伍里一位红军跑向河边，趴地举枪，一枪便撂倒了那团丁。红军小战士牺牲后，当地老乡受纵队领导的委托，将其埋葬于洞河东岸覃家湾山脚下。埋葬时，村上一位老秀才对着小战士坟头说：“长眠吧！”后来村民口耳相传，把“长眠吧”叫成“长眠坝”。现在，在洞河岸边，即小战士长眠处，有一条长的沙滩，当地群众为了纪念红军，把这条沙滩叫做了长眠坝。
修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卢氏祠堂，藏着卢氏先民的过去，也记忆着红军的往事。卢氏祠堂当晚也住着十多位红军，这是卢家四房院子下往河边的捷径处。天亮时分的起步，三位红军指挥员也许是从这清代老屋前走过的。流年湮蚀里，屋子已显破旧，露出陈年的质感，漫着深幽幽的往事。
从这里再出发，前方，有着一条条沟壑一座座山坡，有着一个个未知一场场战斗。党史资料上记载，起义的红军队伍为避开庙沟卢勉斋民团和洞河街周玉书民团，顺洞河而下三四里许，从堰门村下游的青春村曹家老院子门前涉水渡过洞河，溯红岩口沟而上进入紫阳县。正月十一经苗河，过深磨；正月十二宿营高桥乡龙凤寨；正月十三经铁佛寺抵达绕溪乡；正月十四进入联合乡盘厢河；正月十五清晨过营盘大梁时，误将团丁当向导，误入国民党紫阳驻军王耀晨团和紫阳毛坝镇李靖山民团重兵包围。经过一整天激战至夜晚九时，纵队游击指挥王泰诚壮烈牺牲，纵队政委王辛德等大部分官兵被俘，纵队长袁作舟带领十多人成功突围，最终到达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纵队政委王辛德等被俘人员后被押回安康集体枪杀。纵队长袁作舟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在反击刘湘六路围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解放后前几十年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地方党史记载他时把他列为下落不明人员。2016年，省、市党史部门通过大量走访，前往巴中市查阅历史档案，发现当年红一纵队一部在纵队长袁作舟的率领下成功突围，克服难以想像的困难，坚持战斗，经紫阳黄草梁到达川陕根据地与红三十军会合，会合时部队仅剩四人。到达川陕根据地后，红一纵队的番号被保留下来，袁作舟仍为纵队队长。为巩固川陕根据地，袁作舟于当年八月在反击刘湘六路围剿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四川省党史部门编辑出版的收录了13.8万名红军将士名录的《英名壮巴山》一书和巴中城外南郊红军万人烈士陵园石碑上记载了袁作舟的名字。烈士陵园石碑上他名字后刻着“袁作舟（？---1934年）陕西人，安康起义领导人”。
袁作舟下落的发现，使党史部门得出安康起义新的历史结论，即安康起义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起义是成功的，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陕南的统治，支持了川陕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纵队政委王辛德，又名建英，陕西洋县东韩村人，1911年生人，牺牲时23岁。王辛德就义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去刑场路上，沿途高呼“打倒国民党”“ 汉江苏维埃万岁” 等革命口号，并在刑场向群众讲话，激励革命后来者，其英雄气概广为流传。
纵队游击指挥王泰诚，1912年出生于陕西临潼县北田镇尖角村，牺牲时22岁。王泰诚的哥哥王泰吉黄埔一期毕业，陕甘边区创办人之一，曾任我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后也壮烈牺牲。解放后，陕西省人民政府在西安革命公园建立了“王泰吉、王泰诚烈士纪念亭”，永志缅怀。习仲勋同志与王泰吉有着深厚的战斗友谊，曾写过一篇《深切怀念王泰吉同志》的文章，刊发在1984年3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
纵队队长袁作舟，陕西澄城县人，生年不详。1927年考入冯玉祥西北军官学校学习， 1931年，任安康安绥军司令部迫击炮营一连连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迫击炮营副营长。
堰门红军道上红军浴血战斗的英雄壮举，一直影响和激励着沿途的人们群众。岚皋建国后的第一部县志，即1993年版的《岚皋县志》记载了这一壮举。1989年版的《紫阳县志》也记载了这一壮举。近几十年出版的《陕西党史安康起义专题资料集》《陕南革命斗争史》《红色记忆》《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老区》《陕南军事斗争资料汇编》《岚皋县党史》《紫阳文史资料》等史志文献，都先后记述了安康起义红一纵队的英雄事迹。
堰门红军道上的红军故事吸引了县内外的人们纷至沓来。为使前来的人们有更好的行游和食宿便利，当地沿着红军道广植观赏与经济兼备的黄桃，打造着红军道十里桃花景致。还利用卢氏祠堂及红军屋旧址，正在建设着红军道展示馆。
春天的桃花盛开着，它们沿着当年的红军道红扑扑地绽放着。一树树，一行行，在堰门的山坡上，蜿蜒而又生生不息地行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