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永堂 口述 谢可芝 记录
1961年，汉阴县委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在全县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中的错误，贯彻中央提出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农村新政策，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人们总算吃上饭了。
那年九月，我已八岁多，脸慢慢地红润起来了，走起路来也蹦蹦跳跳了，我上学了。
初秋的山乡，山清水秀，云淡风轻。一天清早，我和院子里的小伙伴迎着初升的太阳，一路欢声笑语地到生产大队办的初小报名上学。
初小位于一个叫碾子湾的山梁上，由一个古庙改建而成的，周围是蓊蓊郁郁的苍松翠柏，山梁下面是一条潺潺的小河绕山而过，四面青山环抱。
当我来到学校时，见到一位三十来岁的女老师，身穿深蓝色的“列宁装”，齐平的短发，显得格外精神。我第一个报名，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字正腔圆地用汉阴酒店话回答：王永堂。
“什么堂？”老师问。
“堂屋的堂。”我回答。
这个名字，是我父亲给起的。父亲对我讲，要像堂屋那样，方方正正、亮亮堂堂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你这个名字起的好啊！也是堂堂正正的堂。”老师高兴地说。
“你家里什么成分？”老师问。
“下中农。”我如实回答。
接着老师让我把一双小手伸出来，让我数数，我掰着手指头，数了十个数：一、二、三、四、五……报名手续办完，我记得交了一块多钱的书费，就这样，我上学了。
我所上的初小，是一个“复试班”，何谓复试班？就是一个老师在一个教室里同时给三个年级上课。当上第一节课时，老师走上讲台，用热情洋溢的话语讲：热烈欢迎一年级的新同学！现在给一年级上语文课，请同学们打开课本，翻到彩色画面图。第一张是“天安门”读三遍，第二张是“五星红旗”，第三张是“毛主席万岁”，“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讲完后，老师让一年级同学集体朗读：天安门、五星红旗、毛主席万岁！老师又用亲切的话语说，同学们，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情不自禁地和同学们一块回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至今，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上的三幅彩图，“天安门”、“五星红旗”、“毛主席万岁”还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使我悟出了人生的哲理。
我的启蒙老师叫陈美荣，她人就像她的名字那样美丽、荣光。陈老师是安康师范初师毕业的，那时安康师范毕业的学生吹、拉、弹、唱样样全，工作敬业。
一年级期末考试，我语文算术考了双百分。陈老师幽默地对我说:“你考了两个鸡蛋和一根筷子。”当时幼小的我被吓哭了。后来陈老师又像妈妈哄小孩似的摸摸我的头说：“不哭了，你考了两个一百分。你聪明好学，继续努力！”
转眼到了二年级，我已满九岁了，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带上了鲜艳的红领巾。老师讲，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少先队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简称。从此，我就学习更加努力了。当老师把新书发下来，由于我一年级汉语拼音学得好，有生字用拼音读，从头到尾都能读下来，一篇课文读三遍，就能默写下来。算术学的是乘法口诀，也能倒背如流。陈老师对我说：“你可以跳级，直接上三年级，不过要报公社文教组批准。”当老师把我跳级的申请报到公社文教组时，文教组负责的同志批复：“小学要把基础打好，要按程序一级一级地上，不能跳级。”就这样，我轻轻松松地度过了二年级。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山区农村卫生条件差，又缺医少药，大部分儿童得了一种叫“槽气”的病，称肚子里长“槽虫”（蛔虫）。那时我正上三年级，十岁了，听母亲讲，那时的我黄皮寡瘦的，晚上磨牙，经常肚子痛，一痛起来，全身出冷汗，面色苍白，坐立不安，手捂着肚子喊天喊地，喊娘喊老子的，剧烈的疼痛难以忍受。农村的说法是得了“痒毛钉”，是要人命的。“痛在儿的身上，更痛在娘的心上啊！”母亲说。母亲心痛极了，只好常常背着我干农活、干家务。同时想尽办法用农村偏方来治疗，让我父亲到山上去剥苦辣树皮，熬成汤让我喝，再吃一个鸡蛋，这样打出了蛔虫，肚子痛稍有好转。据说苦辣树皮熬汤，小孩子只能喝两小碗（竹子锯成的碗），喝多了是会中毒的。从现在医学诊断，那年代肚子痛的症状是典型的“胆道蛔虫”，用西药“驱蛔灵”、“肠虫清”就能治愈。那个年代，山区农村缺医少药，用偏方“苦辣树皮”治疗也是有一定的药理的。苦辣树皮含有川楝素，有麻痹作用，使虫体麻痹随着粪便排出体外。
长大后，母亲还常常对我讲：“儿啊！你小时候病病痛痛十多岁了，还要我背上背下，把我‘给砸祸连啊’（方言，意思是心操碎了）。”
就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断断续续地上完了三年级，期末考试取得了良好的成绩，顺利地升入了高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