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永堂 口述 谢可芝 记录
我家从石马岭搬到杜家坡已一年多了。1956年11月，汉阴全县实现农村合作化，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我父亲就在集体干活，因在部队认得几个字，兼社里的记工员。
这一年10月，我母亲生下我妹妹，我已三岁半，仍然还在吃奶。人性的本能是自私的，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母亲抱着妹妹吃左边的奶，我站在母亲的右边吃右边的奶，一个奶水不够吃，我拨开妹妹，一手抓住左边的奶不让妹妹吃。我母亲轻轻地说：“狗娃子，你让你妹妹也吃一口啊！她是一个月娃儿。”年幼不懂事的我不愿意了：“不！不！我都要吃！”看着这情景，母亲就让父亲把我引到石马岭祖父、祖母家里隔奶（断奶）。
在石马岭爷爷家住了十来天，开始几天还觉得新鲜、好耍。后来几天，就开始想娘，想吃娘的奶水，也不想吃饭。由于想娘、欠奶，又哭又闹，加上营养跟不上，父亲只好背着我回杜家坡。听母亲讲，回家后，三岁半的我没有以前那么欢了，目光呆呆的，脸瘦的只有二指宽，坐在门槛上一动不动。母亲心疼极了！随后经过母亲的精心调理，总算把奶隔了，我慢慢地缓过来了。
1958年，全国的中心任务从反右转移到“大跃进”。据《汉阴县志》载，当年8月14日，中共汉阴县委召开2700多人参加的农业生产跃进大会，请湖北省的人介绍夺取“高产”的经验。9月3日，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开始，9月6日，撤销区乡建制，全县实现“人民公社”。这年的12月，全县普遍实行“军事化”，农村社队实行“食堂化”。
我上小学时的语文课本里面有一首诗歌，是大跃进时的安康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音乐老师还教唱了一首歌：“大旱不去求龙王呦，天降雨；水涝了不去求神仙，年年岁岁大丰收！一天赛过二十年……”当年毛主席提出 “赶英超美”，随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浮夸风”，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
听母亲讲：我父亲当年有一种军人的气概，年轻力壮能挑二百来斤的担子。汉阴县委下命令，决定全县青壮年都到双乳挑铁矿石，大炼钢铁。我父亲接到酒店公社的命令，第二天一清早，就背着铺盖卷，拿着扁担、竹筐，赶到了双乳公社。土法上马，没有一点科技含量，日夜备战三个多月，炼出的钢铁都是铁锈疙瘩，根本不是钢铁，毫无用处。
由于全国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削弱了农业。在农业上又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粮食指标，大办人民公社。为了适应人民公社这一生产方式和体制，必须改变千百年来一家一户、土灶吃饭的生活方式，大办集体食堂，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工农业生产“大跃进”。
于是，1958年12月初，在杜家坡生产队的保管室，大家搭起了灶火，办起了集体食堂。县上派来工作队，组织人到各家各户打掉灶台，端掉了铁锅，粮食全部收公，只给留下一个砂锅。刚开始吃食堂时，还能吃饱，到了第二年春上到秋，百日大旱，地里种的包谷还未长出“天花”就干黄了，能点着火。到了七八月里，三河、酒店遭受大风冰雹夹袭，粮食减产，灾情尤重。食堂里的饭又越来越稀，菜里也越来越没有油水了。食堂又开始吃份份饭，大人一人半斤粮食，小孩一人二两半粮食，那么我们家就是两个半人的伙食，总共一斤半粮食了。不是稀米汤，就是苞谷糊糊。我母亲先紧我父亲吃，因为他要在队里干重活，再给我和妹妹吃，剩下的母亲就舔舔碗，用开水涮一涮填肚子。
1960年春上，青黄不接，集体食堂也没有粮食吃，食堂办不下去解散了。家里也没有粮食，人们要活命，纷纷上山挖“观音土”拌着一种野菜“苕籽”吃。吃了“观音土”拌“苕籽” 虽能充饥，但在肠胃里很难消化，肚子胀如鼓，大便拉不出。有的父亲用手指伸进肛门里掏个不停；有的爷爷让孙子脱掉裤子，翘起小屁股，用小棍子捅，捅的孙子嗷嗷叫。那时的我，已经六岁多了，深感“饿肚子”的滋味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清口水长流。一天上午，大人们干活去了，我实在饿的不行了，便独自一人到沟下，摘“僵柿子”吃。因为青柿子苦涩进不了口，“僵柿子”是虫吃过的，变黄颜色的稍能进口吃。我爬上树，刚要摘到一个“僵柿子”，踩的树枝丫断了，从树上掉在地上，由于身轻，骨头没伤，只是身上、腿上、脸上擦破了皮，人事不省，昏睡过去。一直睡到太阳偏西，我隐隐约约听到母亲、父亲轮换地呼叫“狗娃子、狗娃子，你在哪里呀……”。我慢慢地睁开眼睛，连回答的声音也无法喊出，就昏昏地往家爬。父亲、母亲喉咙都喊嘶哑了，往山上找，而我却在山沟下面往上爬，当爬回家时，又昏又饿。母亲一把把我搂在怀里，放声大哭，边哭边诉：“我儿回来了，我儿回来了……”随后做了野菜糊糊吃了，在床上昏沉沉地睡了三天。
那年代，我母亲体弱多病，也饿得黄皮寡瘦，经常煮野菜糊糊吃。家里更没有油水，半年没见过肉。
一天，我的一个叔伯（伯父）王长田，到酒店公社交了一头“任务猪”，只有交了“任务猪”的农户，才能享受返回“四斤大肉”政策。路过我家，在家里堂屋吃烟、歇气（休息）时，把返回的“四斤大肉”挂在柱头上。坐在门墩上的我，看见了肉，用稚嫩的语气直喊“嘎嘎！嘎嘎！（汉阴方言大肉的意思）”，于是搭起板凳，用稚嫩的小嘴啃那块肉。好心的伯父看到已饿得浮肿的侄儿，很心疼，立马到灶房拿起菜刀割了一坨肉。我母亲如获珍宝，午后，到河沟去捡了些白火石，和这坨肉炖在一起熬汤，分了几次给我喝肉汤。随后，我的浮肿病才渐渐消了。母亲说“这坨肉，救了我儿的命啊！”这件事，至今我记忆犹新，忘不了伯父王长田的救命之恩，忘不了“那一坨救命的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