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永堂 口述 谢可芝 记录
汉阴酒店垭沿东沙河上十里左右，有一个山岭，叫石马岭。传说，明末清初湖广移民中，有一广东籍富有的人家，携一祖传纯金马，带家眷来到山岭上，害怕被土匪抢劫，就把金马藏在山岭的半山腰悬崖上。咸丰年间，山里来了两个黄头发、蓝眼睛、鹰钩鼻的洋人，拿着望远镜和探测器，到山岭上盗走了金马，换了一个石头雕刻的石马。从此，这个山岭就叫做“石马岭”。
我自小读《百家姓》，知道了王姓。据《通志·氏族略》所证，周灵王的儿子姬晋，因敢于直谏被废为庶民，迁居琅琊。因其本为王族，后世人称他们为王家，其子孙便以王为姓。我问起祖辈们汉阴酒店垭的王家，是从哪里移来的，他们都这样说“山西洪洞大槐树”，后来又移民“湖北麻城孝感大槐树”。明末清初，秦巴山区招徕大批湖广流民，他们成群结队携家带口沿长江进入汉江流域安康境地，又几经周折，辗转来到秦巴山区垦荒营生。汉阴酒店垭王姓一支，就是从湖北麻城孝感移民来的。王氏排行“万、世、远、长、永”。我的爷爷名叫王远华，娶了个贤惠的妻子，生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儿子起名王长富，二儿子起名王长贵，寓意是希望王家荣华富贵。
我只记得，我的祖父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农民。原居住在杜家坡，但是杜家坡人多地少，种的粮食不够吃。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祖父把杜家坡的房子、土地典当给叔伯兄弟，来到离杜家坡二十多里地的石马岭，租种陈姓地主的土地。
石马岭山大人稀，土地肥沃，半山腰有一块平地，四周青山环抱，山高水长，一条小溪潺潺流过。于是，爷爷在这里盖了两间树棒撑起的草房子，我父亲、母亲1952年闰五月十二在这里拜了天地。
听母亲讲，这一年的六月就怀上了我。按规律，我出生应该在1953年的三月十几，可是已经过了一个多月，我还没有出世。我母亲怀着大肚子，不能亲自去太行山拜太上老君，就让父亲在酒店垭买了香表，在院子里面朝东方焚香、烧表、磕头、许愿：“愿太上老君保佑母子平安，我儿顺利降生！”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农历四月的一天清早，腆着大肚子的母亲，照常上坡打猪草、捡干柴，下午回来接着要推磨。或许是推磨挣了气力，那天晚上母亲就“见红”了，母亲强忍着疼痛，父亲却干着急。天快亮时，我祖母给我母亲打了一碗拌汤喝了，等到暗（迟）早饭（10：00至11：00）时，我母亲使出了全身劲，拽着我父亲的手开始分娩。那个年代的山区农村，没有接生婆，更没有任何消毒措施，只是祖母把剪刀放在火盆上烤了烤以防止“四六风”（破伤风）。
“生下来了！生下来了！是个儿娃子！”父亲大声地喊叫。祖母用剪刀剪掉脐带，扎好脐带，用火盆装水洗掉我身上的血迹。听母亲讲：用火盆洗娃儿，身上不长疮。这时候，太阳正当午，阳光洒遍了整个石马岭，全家人充满着喜悦。这一天，正是1953年4月28日，石马岭的狗娃子诞生了！
为啥起名“狗娃子”呢？这是陕南山区农村的习俗。给生的男娃起名不是狗就是牛，不是羊就是马；给女娃起名不是花就是草。给娃儿取个贱名字会好养。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山区农村缺医少药，更谈不上给儿童保健打各种预防针，只能给小孩种“牛豆”而已。大多数小孩顺其自然，听天由命。
“苦人天照看”，我母亲讲，在月子里，我很乖，吃了睡，睡了吃。到了满月后，我就开始“吵夜”，一到深夜就开始哭闹，一哭哭到紫天云里去，一声赶不到一声，吵得全家不得安宁。我父亲、母亲轮换抱着我，在狭小的屋子里转来转去，一直吵到天亮。农村称为“夜哭郎”。哭得凶时，母亲只好一边拍我，一边哼着小调：“天喤喤，地喤喤，我家有个夜哭郎，一到晚上就哭闹，闹得亲娘好心慌。天喤喤，地喤喤，我家有个夜哭郎，狗啊、鸡啊你们叫，让我娃儿好睡觉。”就这样，一直吵闹到一岁半左右才好些。
那时的石马岭地多人少，大人们都要上坡干活，农忙时就把我放在院子的一块石板上玩耍。我现在清楚地记得：一天，正当中午，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大地，在院子边一颗桂花树下，有一块方桌大小的石板，一岁半多的我在石板上打滚玩耍。一会儿拿着竹棍敲敲打打，一会儿拿着石块划来划去，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着，看院子里的鸡呀、猫呀、狗呀玩耍（那个年代农村的娃儿，没见过什么玩具）。这时，一只大花公鸡和一只母鸡也跑到石板上来了，我好奇地盯着，大花公鸡口含一只虫子，咕咕地偏着头，涨红着脸，迈着碎步，侧着身子逗引着母鸡，母鸡随着公鸡的咕咕声，卧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大花公鸡猛地一下扑上母鸡身上。我惊呆了，大声吆喝着：“哦哧！哦哧！”不知所措，就拿着棍子敲打。这时大花公鸡和母鸡在石板上屙了一把溏鸡屎，糊糊的，我拿着小棍抹来抹去，觉得很好玩。可能是玩的太累了，不知不觉，我躺在石板上睡着了，清鼻子长流。这时大花公鸡啄我的鼻涕，我觉得痒痒的，打了一个喷嚏才醒来。直到现在，我仍觉得好笑，公鸡和母鸡的玩耍，农村叫“踩水”，农村母鸡孵小鸡，一定要经过公鸡“踩过水”的鸡蛋才能孵出小鸡，这是有道理的。大公鸡啄我的鼻涕，可能是在报复我，坏了他们的“好事”啊！
转眼到了1955年农历五月，忙罢了农活，我祖父决定“分家”，因我叔父也要娶妻成家，加上原杜家坡典当的土地房屋已到期归还。
五月二十二这一天，雨后天晴，天格外的蓝，山格外的青。我清楚地记得，一家三口，一个箱子（我母亲的陪嫁箱），一床被子，一对箩筐，这就是我们全家的家当。我父亲肩挑箩筐，一头挑着箱子，一头放一床被子围着我坐在里面，一闪一闪，一晃一晃，母亲紧跟在后面走下了石马岭，顺着东沙河，沿路十八弯，步步脚不干，过跳石，走田坎回到了杜家坡王家院子。但年幼的我，不知道当时父亲肩挑的担子有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