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郎归
■ 王永堂 口述 谢可芝 记录
我母亲——钟秀娃，自四岁到王家当童养媳，八岁多因不堪忍受夹磨，回到娘家向家沟。一晃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1949年农历三月初八，山沟里的桃花、李花开了，门前喜鹊喳喳叫。这一天媒人来下书，订于冬月十八良辰吉日迎亲。
俗话说，“十八岁的姑娘一朵花”。那时的母亲，像她名字一样秀气，一搭眼看，就像山中的兰草那样清幽，那样芬芳，那样淳朴。
这一天，我外公外婆收到下书，格外高兴，炒了几盘菜款待媒人。母亲钟秀娃更是喜出望外，心里甜滋滋的。在那个年代，农村十八岁算大龄姑娘了，也盼着这良辰吉日早日到来。我母亲钟秀娃做一手好针线，裁剪衣裳样样会，每天拉鞋底，做绣花袜垫，准备自己的嫁妆和填箱用的物品。
正当我母亲钟秀娃沉浸在喜悦之中，三月十九，逢酒店垭街上逢场，一个王家的亲戚来到向家沟家里报信，说正月十八这一天，石马岭王家的大儿子王长富被拉去当“壮丁”了。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哭成了一个泪人似的。人们常说：拉壮丁去的，十有八九不是伤的就是亡的，往后的日子怎么熬啊！
听说拉去的新壮丁要在汉阴城集训三个月才赴战场。第二天我母亲起了一个大早，带了点干粮，包袱里装着几双布鞋，赶到汉阴城，来到县衙门前打听，衙门站岗的兵破口大骂：“滚回，滚回去，一律不许见！”
我母亲祈求说：“让我见一面吧！”兵仍恶狠狠地说：“不许见！不许见！”
我母亲说：“不让我见一面，那就请你把两双布鞋捎给酒店垭的王长富，好吧？”
“什么长富不长富！当壮丁，还想长富？”一个衙门兵轻蔑地说。接着又恶狠狠地夺过她手中的包袱，甩在地上。我母亲强忍着泪花拾起包袱，坐在地上欲哭无泪。这时天暗了起来，只好投宿到城边的一个亲戚家。
我母亲回到向家沟家里，整天以泪洗面，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到离家有十几里的太上老君庙烧香磕头。期盼自己的郎君平安归来。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挑灯熬夜做针线，每月做一双布鞋，拉一双袜垫。有时一边拉着鞋底，一边哼起民间小调《盼郎归》，“正月里是新年，我盼郎回转，拉着郎的衣裳，你早去早回还。七月里，是月半，郎走了大半年，门槛擦得裤脚烂，我两眼都望穿。十月里望郎还，望得我肝肠断，几时望得我郎转，我洗手谢苍天……”山沟里的夜晚，静的出奇，曲调在夜空中盘旋，苍美凄婉。
1949年11月29日，汉阴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入城，各界人士夹道欢迎，盛况空前。1950年1月5日，汉阴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召开。会后，农民协会在全县普遍建立，有会员52083人。我母亲就是农村协会成员之一，并担任妇女组的组长，积极组织青年妇女开展反封建、扭秧歌、玩彩船等各种宣传活动。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汉阴县从11月初开始，全县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我母亲又投入到土地改革运动中去。县委、县政府派来了驻村土改工作组，听我母亲说：工作组的同志一进村就发动群众、组织青年男女协助土改，晚上组织青年男女扫盲，学文化；白天翻山越岭，丈量土地，登记造册，分田到户。工作组有一个“西进”的年轻干部，小伙子二十出头，湖北郧阳县人，瓜瓜气气，个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文文雅雅；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装，胸前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佩戴一副眼镜，经常开会时田间地头在膝盖上写文章。一看就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和他的名字一样叫王文化。
我母亲参加“土改”后工作积极，热情大方，通过“扫盲”，也认得几个字，心算、口算比算盘还要快，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做起事来干净利索。原来的长辫子也剪成齐耳的短发，走起路来快步如飞，人也长得越来越端庄秀丽了。
早春二月，杨柳吐出了嫩黄的新芽，山上桃花、李花初放，放眼望去，漫山遍野，一片生机。“土改”将进入尾声。一天傍晚开完总结会，王文化叫我母亲的名字：“钟秀娃！你能不能把名字改一下？新社会了，妇女解放了，自由了，要有一个大名，不能光叫小名。”
“那叫什么大名？请你给我改一下吧？”我母亲说。
“你看，山间的兰草花，那样清幽，那样芳香，不为群芳争，寂寞吐芬芳，兰草花就像你一样，就叫钟秀兰吧？”
“好嘛！就叫钟秀兰。”我母亲欣然答应了，从心里佩服有文化的人。
转眼土地改革运动即将结束，驻村的工作组将要离开，一来二去，两个年轻人心里都有一种敬慕之情。王文化将自己一只英雄牌的钢笔赠送给我母亲，并鼓励我母亲要继续学文化，要把村里的妇女青年工作做好，我母亲也暗暗佩服这位年轻有文化的小伙子。
初春的月亮慢慢地升高了，我母亲心里说不出的喜悦，一路哼着民间小调回到了向家沟的家里。这一晚，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是土改工作组王文化的影子。但后来一想，自己是农家女子，又没有文化，怎能配得上有文化的人呢。又一想，人家是干部，是要走的人，不现实！不可能的；再一想自己从小就订了亲的，但被“抓壮丁”去了，是死是活还不清楚啊！再说：“人活的脸，树活的皮，我是有主的人啊！一年不回我一年等，两年不回我两年挨，钥匙不到，锁也不开……一定要等他王长富回来！”
第二天，驻村的土改工作组就要离开，我母亲悄悄地将自己做的一双布鞋，用格子手帕包好送给王文化，又把钢笔还给他。王文化接过布鞋说：“鞋我收下了，你的心意我领啦！钢笔你拿着，做个纪念吧！”于是，村里的乡亲们敲锣打鼓地欢送土改工作组的离去。
阳春三月，百花盛开，院子里树上喜鹊又喳喳叫着，这一天是农历三月十六，又逢酒店垭逢场。晌午后，一个王家亲戚来到向家沟家里给我母亲说，县民政局给酒店乡发来喜报，说被拉壮丁的王长富还活着，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在战斗中立功受奖。我母亲听了这一特大喜讯，悲喜交加，热泪盈眶地说：我总算盼到了这一天！
自从1949年3月我父亲被拉了壮丁，在汉阴城集中训练了三个月后，由于战事紧张，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急需兵源，六月就匆匆忙忙赶赴战场。在长安县境内秦岭五台山，胡宗南国民党军最后的疯狂，妄图抵抗，熟料打了第一个仗，我父亲便被俘虏成为西北第一野战军的战士。
1949年6月，西安解放以后，胡宗南军溃逃汉中，密谋反攻战略，欲作垂死挣扎。这时蒋介石下命令胡宗南陈兵汉中，构筑秦岭巴山防线，企图阻挡人民解放军前进步伐。以彭德怀为司令的西北第一野战军，士气高涨，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望风逃窜。我父亲从国民党俘虏兵一下子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英勇作战，冲锋在前，于1949年12月6日随军解放汉中。
1949年12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的指挥下，从西、南、东三角集结在成都，在我军强大攻势和党的政策影响下，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看清形势，相继起义，成都和平解放。1949年12月30日，由贺龙指挥的解放军第一野十八兵团在成都市民的热烈欢呼声中，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就这样，我父亲随着一野的大部队进入成都。
成都和平解放以后，毛主席指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1950年10月6日，十八军打响了进军西藏的昌都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对和平解放西藏打下了基础。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毛主席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于是各部队又投入到修建川藏公路中去了。川藏公路11万官兵因高原气候多变，地质条件复杂，有3000多人牺牲在西藏高原上。山高谷深，悬崖峭壁，部队逢山开路，遇河架桥，战士们凭着革命热情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克服了重重困难，修建通往西藏的和平之路，幸福之路。我父亲由于表现突出，人也长得机灵，被一个团的团长看上，抽掉到团部给团长做通信员。
1952年4月，部队要复原一批战士，于是父亲提出申请，很快就得到批准。1952年农历五月，父亲从部队复原，回到汉阴酒店垭石马岭的家。第三天，就请下书先生到向家沟我母亲家讲要到县民政局扯结婚证，再定于闰五月十二迎娶。
五月初八这天一大早，我父亲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军装，精神气爽地来到向家沟约我母亲到汉阴县城民政局扯结婚证。五月的山乡，是花的季节，开遍了山山岭岭，七里香，香七里，乳白色的花瓣，露出金黄色的花蕊。一拢一拢，漫山遍野，真是“一山花香醉鸟语”，山中的画眉鸟、黄豆雀争相鸣叫，此起彼伏，好像也在歌唱着幸福自由。
父亲和母亲走小路，抄近路，翻山越岭，心里格外高兴，像山中的小鸟一样，自由地鸣唱。我母亲问我父亲最多的是外面的情况怎样？“西安、汉中、成都啥样子？修建川藏公路是怎样艰苦…… ”“我走了三年了，没有消息，你怎么样，没有再找一个呢？”父亲问母亲。“我图一个名声，我挨也挨你两年，我等也等你回来！”我母亲说。说着说着走到了太行山，我母亲拿着早准备的香表，两人一起跪在太上老君前，烧香还愿。
上午10点左右，来到县民政局，我父亲拿出部队复原证，我母亲报上自己的姓名，办理了结婚登记，领了结婚证，当天就返回酒店垭。汉阴到酒店垭来回一百多里路，两人却不觉得累。
这一年的闰五月十二日，也就是我父亲母亲大喜的日子，当时部队复原的经费是给300市斤大米。我父亲把300市斤大米卖了钱，买了一匹蓝色的土布，做了两床被子，扯了月白色竹布做了两件衣裳给我的母亲。就这样，租了一个花轿，做了两个红灯笼，请了四个人轮换抬轿。由于我母亲娘家穷，只有一个哥哥李德红送亲。王家也不富裕，也请不起吹鼓手，从向家沟到石马领要走二十多里路，来到石马岭王家，只是请了门团转（周围邻居）、家门（王家的亲戚）坐了两桌酒席。在两间窝棚屋里拜了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