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朝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考上安康师范学校，一切准备就绪，对于爱读书的我来说，差的就是一个装书的家伙，父亲找来木板赶着给我做一个书柜子，这个书柜子，合起来是个“箱子”打开就是一个“书架子”，锁起来就是一个简单的“书桌”。三个档存放我的书，最下面的一个档子放简单的衣物。这个综合体的家伙，我管它叫临时“图书馆”，我扛起这个“图书馆”就到了安师，从此这个“图书馆”跟随着我，我是“馆长”。
记得当时我的这个“图书馆”里，收藏着可怜的几本初中高中的语文课本和一些“小人书”，镇馆之宝的书就是姑爹给我的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了。就这个轻飘飘的“图书馆”，我是轻易不当着舍友的面打开的，生怕那个舍友知道了要借书看。
一天晚自习，学习委员向大家宣布，大家可以登记领图书借阅证了。这是天大的好事，大家把学习委员围得水泄不通，都想先得到借书证。
轮到我们这个级的学生借书了，在安师的筒子楼图书馆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和图书馆真正的接触，激动地跳了起来，一档一档的图书架上是满满当当的书，这才是真正的书的世界。我兴奋不已，眼睛上下求索，应接不暇。图书馆静悄悄地，大家都在搜索自己喜欢的书。在一个书柜上，我和我的同坐同时相中了那本《悲惨世界》，两只激动的手同时抓住书不放，我示意他松手。他示意我松手。最后我俩以“石头剪刀布”决定胜负，我最终获胜得到《悲惨世界》，趴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我以最快的速度看完后给你看！”他给我一个笑脸，等了一个“高”。
我们转遍图书馆每个角落，这本书看看，那本书瞧瞧，恨不得把一架子的书扛回宿舍。那时候规定每次借书最多不超过三本，归期一个周。
周末不回家，带上心爱的三本书“走南闯北”地读。首选是学校后面的“陈家沟”那里有个斜坡，长满青翠的竹林，坡下有条小溪，清流淙淙流淌。坐在溪边，背依竹子，埋头看书。直到夕阳下山，鸟雀闹了林才回宿舍。香溪洞、汉江边、黄土梁、牛蹄岭等等都是我们周末读书的地方。
我班上的“才男”胡昌锐他读的书最多，喜欢写诗、写散文、写小说，每每“落成”一篇作品，都要让我们这些爱好文学的同学传看，一时间，大家都爱上了文学，看书、读报成为习惯。记得安师教学楼前的报栏，总是围满了我班的同学，有时候就着吃饭的时间在报栏前看报。一次，昌锐的一首诗《我是……》在《安康日报》文学专栏发表，引起了我班轰动，那时候，大家一窝蜂都去图书馆借有关“诗歌”方面的书籍，也写起诗来，昌锐成了诗歌辅导员。他的稿费来了，是三元钱，对于当时一瓶好酒才一元钱，一个烧饼馍才五分钱来说，这笔稿费很是丰厚。为了庆贺昌锐诗歌发表，他拿出全部的稿费买了一瓶“桂花酒”和一堆“烧饼馍”请客，我们围坐在安师操场边的梧桐树下，就着烧饼馍喝酒，不会喝酒的我，一杯甜甜的桂花酒就把我撂倒了。
安师图书馆养成了我们爱读书的习惯，也成就了我们班成为当时小有名气的“文学班”。一时间，喜欢文学、抢时间读书在我们班上蔚然成风。晚自习后我们在一起讨论作品，有时候争执的脸红脖子粗，事后依然是文学好朋友。
走上工作岗位，我的“图书馆”走进镇坪。学校里有图书室，只有三柜的图书，藏量两千多册，图书只向本校师生开放。我为了看书方便，和校长死缠活磨，要当“馆长”，校长允许了。这么好的“费差事”我一定要珍惜。为了搞好图书管理，我多次找乡文化站图书管理员学习图书归类和整理，我把破损的书，细心粘贴，购回的新书，登记造册，贴签盖章，归类上架，虽然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我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馆长”了。这期间，我教学、读书、写作，成为我快乐生活的全部。第一篇散文诗《山晨》在《安康日报》发表，激动地几个夜晚都失眠。
我想拥有自己真正的“图书馆”在装修新房子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装修一个容量大的书柜，妻子虽然心里憋屈也默许了我。从此《人民文学》《散文》《当代》等文学刊物和一些中外名著都住进了我的书柜。
这一生中，我见过最大的、最温馨的图书馆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了。那次我随一位安康教师进修去北京考察学习，走进北京大学图书馆，啊！好宏伟的建筑啊，古色古香的高楼伫立在蓝天下。走进图书馆，那简直就是书的海洋了，楼上、楼下都是琳琅满目的书，我们游走在书的宇宙里，尽情地享受着书的墨香。
在打造书香社会的今天，图书馆的数量剧增了，质量升级了，服务更加周全了。在工厂、学校、社区、公共场所等，都有图书馆、图书室、图书吧或者图书角，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要，电子图书馆、手机图书馆也走进了千万读者身边，让我们随时随地阅读。读书的形式也多样化了，有声图书的诞生，让视力不好的读者听书。最近，我迷上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陈彦长篇小说《主角》，每天晚上都要插上耳机听上几集才能进入甜甜的梦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