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汝平
推开老宅的木门，母亲的身影早已候在檐下。
母亲的笑容如檐角悬挂的菖蒲般蓬勃，可那笑容里分明藏着岁月的褶皱——面容依然消瘦，眼角的纹路像被风蚀刻过，却盛满了见到儿女的欢欣。“回来了啊，回来了啊！”她反复念叨，仿佛我们是许久未归的游子。明明不过月余未见，她却似把思念攒成了陈年的酒，一开口便醉人。
母亲总爱夸她的儿女。村里人碰见她，她便眉眼弯弯地称赞儿子怎么有出息、女儿怎么好，那语气里带着一种骄傲。我们听到后常劝她：“妈，有没有用，让别人说，自家低调些。”她当面点头，转身依旧逢人便夸，像是要把儿女的好，织成一张网，罩住整个村子。
母亲视力极好，快九十的人，仍能坐在老藤椅里，捏着细细的针线给我们做鞋垫。线头这边进那边出，如银鱼游过水面，绣出的图案是老家后山的野菊，或是门前河畔的浅湾，一针一线都是乡野的灵气。竹绷子绷紧的粗布在她膝头微微颤动，钢针带着五彩丝线穿梭其间，像是捕捉阳光的蜻蜓。她的老花镜滑到鼻尖，眼角的皱纹随着针脚层层舒展，有时线头打结，她便抿着嘴将线在发间轻轻一抹，碎发沾着棉絮飘落时，恰好被穿堂风卷进檐下的燕巢。
我们每次离家，她总要把新做的鞋垫塞进我们的行李，仿佛那些图案能护着我们在外头踏稳每一步。最近她总说眼睛发涩，手也颤得厉害，针线活越来越慢，却仍不肯歇，说是“趁还能看得见，多给你们攒些。”
母亲近几年身体下降得厉害，吃得少了，也走不动了，就像一株被虫蛀过的老树，枝丫渐空。端午前三天，她几乎粒米未进，瘦得颧骨都凸了出来，我用车载她到不远的医院，医生开了养胃药，下午她竟能吃下一块鸡肉。也许儿女在身边就是良药吧，能治愈母亲的胃。
她记得每个儿女、孙子的生日，上次几个外侄约着来看她，每人封了三百元的见面礼，她笑纳了，转身却从枕头下摸出自己的三百元，凑成一千二塞给侄子：“你的儿子第一次来，我这当奶奶的也得表表心意。”我们嗔怪她：“他们来看你，怎好拿你的养老钱？”她摆摆手：“我亲人不多，要对他们好些。”每次我们给她零花钱，她总推辞：“我有钱，够用。”可我们知道，她的钱都藏在枕头下、米缸底，像攒着一窝舍不得飞走的小鸟，真没了，便如秋后的蝉，哑了嗓子也不肯开口。
她住不惯县城的楼房。我接她在县城里住，可住了不到一个月便吵着要回乡下。说那楼房像笼子，憋得人透不过气，不如老家敞亮的院子。回了老宅，她便日日坐在院里的花果树下，看鸡啄食，听蝉鸣唱，仿佛那方小院是她根系的土壤。每次我们走，她便扶着楼梯栏杆，趴在二楼未装的窗框前目送，直到车渐行渐远。
每次回家，看到母亲，也会看到檐角翘起的青瓦，它们从建成起已经和母亲分不出你我了。三十年的风雨让屋檐生出斑驳的苔痕，瓦当上的滴水兽早已模糊了面容，却仍固执地朝着东方昂首，仿佛要把所有晨光都揽进怀里，檐角垂下的风铃是父亲用旧铜壶改的，风过时发出喑哑的叮咚，像是在和门楣上褪色的春联对答。
母亲喜欢院子里的石榴，印象中，石榴树春日里满树花苞，绽开的红花像朱砂染透了绢帛，被风揉碎的花瓣落进青砖缝里，第二年又拱出新芽。盛夏时叶片层层叠叠裹住枝头，蝉鸣声里偶尔探出一两颗青果，像是谁随手缀上的翡翠坠子。待到秋风起时，树冠便成了燃烧的灯笼，果皮裂开细纹，露出玛瑙般的籽粒，有调皮的鸟儿啄食时，红汁便顺着树干淌成蜿蜒的糖浆。
每次回家，我都想留住些什么，比如沧桑的屋檐、院子的石榴树，还有弟弟种的各种盛开的花。我喜欢看母亲在阳光下，眉角浅浅的弯着和我们说话，轻言细语的样子；喜欢看她眯着眼盯着鞋垫一针针拉出好看的图形；喜欢隔着路边枣树的叶子拍老家的土房，透过花朵拍母亲的皱纹，那些皱纹一年一年纵深，像一年年的历史。
端午那日，母亲执意要包粽子，我们拦不住她。蒸锅腾起的热气模糊了她的白发，恍惚间，我又见到她年轻时的模样。她把自己活成了一盏油灯，固执地照亮儿女的路，我们知道她终会老成一片秋叶随风而落，可那叶脉里刻着的，全是爱的纹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