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才军
农历五月初的夜，蝉声稀疏。二姐在凌晨两点松开了握了六十六年的人世，像一片终于坠地的秋叶，静默无声。
我们姊妹七个，二姐第二，我最小。二姐生于1949年，母亲说她幼时也会咿呀学语，会踮脚偷尝灶台上的饭菜，直到某年寒冬，一场高烧卷走了她大半听力，也封住了她尚未长成的语言。在吃野菜拌麸皮的年代，一个聋哑女孩的快乐，大约和粮柜底层的白面一样稀薄。
二姐没有上过学。我想，二姐应该是从能干活开始，就跟着母亲做家务：领娃、帮厨；打猪草、洗衣服。先领弟弟妹妹，后来再领弟弟妹妹的孩子。我小时记事起，每天傍晚黄昏的光漫过河滩时，二姐的身影总嵌在石板与流水之间。扁担两头沉甸甸地坠着湿漉漉的猪草，裤脚永远沾着泥印子。她走路时微微前倾，像棵被风吹惯了的小树，不紧不慢，不言不语，不悲不喜。水珠从篮缝间滴落，她的沉默比河水流得更长。
我出生的时候，二姐十九岁，青春年华，应该正是出嫁的年龄，父母怕嫁出去受人欺负，拒绝了所有说媒之人，时间一长，旁人也就不再提说，二姐没有爱情，没有婚姻。二姐的青春年华在劳碌中度过，年轻的二姐一定是不快乐的。
二姐三十岁时两个成家并都有了孩子的弟弟分家了。她和父母，还有她的三妹、幺妹，最小的弟弟我，一起生活。然后三妹出嫁了，再然后幺妹出嫁了。
二姐四十五岁时，母亲瘫痪。二姐、父亲和我相互支撑，服侍母亲。要服侍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瘫痪病人，吃喝、擦洗、更衣 、大小便，非过来人，无以体会其中的艰辛。
二姐五十岁时 ，父亲去世了。 我们搬了一次家，二姐和我一起服侍母亲，大多时候是二姐照料。我们买了洗衣机，也不再喂猪了。二姐不用再挑一担洗净的猪草或是提一篮子洗净的衣服了。但在我眼前总有挥之不去的一幅画面：二姐从房前坡下的小河里往回来，不紧不慢，不言不语，不悲不喜……
二姐六十岁时，母亲去世了。送母亲上山那日，雨水把黄土路泡得发黏。二姐跟在棺材后头，不紧不慢，不言不语，不悲不喜，手里攥着件没来得及补完的旧衫——母亲最后弄脏的那件。她走路的姿势和三十年前从河边回来时一模一样，只是扁担换成了灵幡，猪草篮变成了纸钱灰。风卷起她鬓角白发时，我终于看懂了她沉默的褶皱里，藏着一生都没能说出口的，对命运的谅解。
二姐能切出很薄很薄的洋芋片，很细很细的洋芋丝；多年前，家里的猪圈门总是别不住，猪往出跑，我们都奈何不得，二姐找来一截铁丝，一根木棍，很轻巧地把门别住了。
对二姐说话，要大声，她才能听见。二姐说话，外人能听懂一半，姊妹们能听懂大半，我能听懂百分之九十五。那余下的百分之五，只有二姐自己懂。二姐的自言自语，大多在那个百分之五里，二姐的快乐在那个百分之五里。
在那个谁也不懂的百分之五里，二姐是多么的快乐。
二姐来看我，在这夜半时分，想见音容云万里。我这样絮絮叨叨对二姐说，二姐想不想听呢？
我的幺姐——二姐的幺妹说得好：愿二姐的来世是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女人！二姐不善言语，也不喜欢人多说。我想，二姐最喜欢的方式可能是：不紧不慢，不言不语，不悲不喜。
此刻窗外正是二姐走时的夜，月光像她切剩的土豆皮，薄薄地贴在天上。我想起她修猪圈门的那截铁丝，如今还在老屋门轴上闪着钝光——这世间有多少笨拙而坚韧的温柔，终究没能等来一句“我懂”。
二姐，今夜风凉，你慢慢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