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赤卫团”酝酿革命兵变

1931年3月，何继周、沈启贤（沈继禹）、徐海山、孟子明等陕南籍进步青年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十七师军官训练班（后改为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受训。训练班有秘密的中共党员和支部。“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员学员运用多种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团结教育广大学员树立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思想信念。是年冬，何继周、沈启贤等分配到安康续靖军一团（即沈玺亭团）担任班、排长。该团原是一支由地方游勇武装组成的部队，十分腐败，无军纪可言。何、沈等深感与军阀习气格格不入，报国之志难酬，苦闷失望，悲愤满腔。1932年11月，何继周、沈启贤等入沈玺亭团在平利县城办的干部教育班受训。教育班大队长张惠民参加过宁都起义，秘密向进步学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纪律、生活等情况。12月初，贺龙率领红三军经安康东南部入四川，更激起了教育班学员的强烈反响，沈启贤便联络何继周、孙善堂（孙启庆）、徐海山、苟树林（敬树林）、赵宏勋、孟子明、吕治平等人，秘密组织“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草拟抗日救国八条宣言，盟誓结业后，每人都要联络一批人员兵变出来，参加红军。次年7月平利干部教育班结业，“赤卫团”成员分配到该团各连担任班、排长，便在下层军官和士兵中秘密联络，计划将全团拉出来。

1934年9月，安绥军沈玺亭团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二旅第四团。12月，红二十五军入陕开辟那豫陕革命根据地，警二旅奉命入秦岭山区追剿。这在客观上给了何继周、沈启贤等人接触红军了解红军的机会，大大促进了兵变的进程。

第一次起义 成立陕南游击纵队

1935年3月，警二旅在洋县华阳镇被红二十五军伏击，伤亡惨重，全体官兵震惊，内部矛盾加剧，更坚定了何继周等投奔红军的决心。

警二旅休整数月后，由汉中返商洛、安康秦岭山区继续追剿红军。1935年12月7日，四团开往柞水县，先到达营盘宿营的四连，在七班班长张子新和士兵王展（王武林）的带领下，一个排当夜先行起义国。形势突然紧张，四团即向长安县引驾回（地名）开进。途中，七连排长苟树林因联络起义事泄被捕。西安绥靖公署急令四团开赴西安整训。时任九连二排长的何继周，顿感形势紧迫、时机难得，急约沈启贤、洪九畴、张孝德、刘宝山等密议：决定九连全连起义；接着又召集苗鸿鑫、刘炎德、赵振庆、张孝德、杨子珍、傅东山（傅世才）、张英才、周明等人，研究部署起义计划和措施。12月11日夜，何继周选派刘宝山、周明钓、傅东山、赵振庆在引驾回（地名）农民刘世杰家（连部），处决反动连长张锡武，以“执行任务”为由，率全连百余人起义，撤出引驾回（地名）。

起义部队经大塔口进入秦岭山区。此时红二十五军已离开陕南，何继周与在鄂豫陕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七十四师取得联系，请求改编和领导。当时红七十四师组建不久，力量单薄，加之对何部不了解，表示干部很少无法派出，建议何部先不宜打红军的旗号，可以“陕南游击队”名义开展活动，至于是大队、支队还是纵队，由何部自定。根据红七十四师的建议，何继周即宣布成立“陕南游击纵队”，何继周改名“何振亚”，任指挥，苗鸿鑫任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队长刘炎德，二中队队长赵振庆，特务中队队长张英才。

九连引驾回起义不久，苟树林于被解往蓝田县途中脱逃，到汉阴县龙王沟（今属宁陕县）参加陕南游击纵队。张子新、王展领导的四连二十四名起义人员也在宁陕、镇安边界与陕南游击纵队会合。

1936年1月29日，汉阴县进步青年李伯亭联络二十余人，处决蒲溪联保主任汤新吾，缴枪二十多支，组成一支游击队。2月8日加入陕南游击纵队。

陕南游击纵队进入陕南后，学习红军，在镇安、柞水、宁陕、石泉、汉阴、安康等县广阔山区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12月26日夜，游击纵队逼近宁陕县城，计划与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莫清高里应外合，夺取县城，当发现红七十四师已包围该城，便主动撤离。随后迅速向镇安县穆王坪进发，突袭当地保安队，缴枪九支。二月三日晚又急速南下，袭击石泉县重镇马池（池河），保安队闻讯逃窜，缴获步枪三支和一批物资。就在此时，大队长苗鸿鑫却主张投敌做官，伺机带人逃跑，经屡教不改，何振亚遂于2月中旬在移王坪将其清除，纯洁了内部，由李伯亭任副大队长。2月24日，游击纵队折返镇安县瓮沟街，攻克四方寨，给地主武装以沉重打击，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此期间，游击纵队还以红军为榜样，进行建军和做地方工作。看到红军内部官兵一致，亲密无间，他们也就废除旧的军阀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看到红军打土豪，分财物，救穷人，他们也就打富济贫，为群众谋利益；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和群众建立了鱼水关系，他们也就严格要求战士，爱护群众，帮助群众，对违犯群众利益的进行严厉处罚；他们还仿制红军军旗、军帽，翻写红七十四师的标语、传单，发动和争取广大劳苦群众。总之，他们努力以自己的行动来体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陕南游击纵队坚持学习红军，打富济贫，顺应了秦岭山区穷苦农民的要求。经过三四个月的游击活动，发展到五百余人，编为五个中队，由刘炎德、张孝德、陈汉杰、晏盛明、张英才分任各中队的队长。

运用“缓兵计”在曲折中发展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围剿”鄂豫陕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动用了第四十军（庞炳勤）、第一师（胡宗南）、第四十四师（肖之楚）、第四十五师（李及兰）各一部，以及陕西警一旅、警二旅等，共二十多个团的兵力。尽管游击纵队人熟地熟，依托深山密林，游击作战，发展很快，但因没有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困难重重。特别是1936年春红七十四师转战到留坝、凤县一带后，游击纵队顿感势单力孤，加之敌人加紧“围剿”，战斗十分频繁，又无后方接应，粮食、弹药、医药等匮乏，处境艰难，有人动摇、叛变。在这紧急关头，为了保存实力，何振亚等针对敌“改剿为招”的阴谋，采取“缓兵计”，有条件地接受了国民党地方政府的两次“收编”。

镇安受编。1936年2月下旬，游击纵队在宁陕县古山墩袭击庞炳勋的二三○团一部，俘虏二人，优待释放。以此为契机，3月上旬，二三○团团长朱家酥和镇安县县长苏光璧派副官常占彪、区团总马洛斋到镇安县穆王坪，与游击纵队谈判收编问题。何振亚与各队长研究，决定采用政治策略与敌周旋，提出“撤走包围部队，提供给养”等条件，派杨子珍为代表，赴镇安县与朱家麟、苏光璧谈判。经庞炳勤批准，镇安当局接受游击纵队条件，给游击纵队以“商州专署特务大队”名义，一人一枪，在镇安县栗扎坪改编。二三○团所部撤退后，游击纵队移驻栗扎坪一带，名为改编，实为休整。十多天后，敌驻队代表逃跑，此次受编即告结束。

安康受编。镇安收编破裂后，3月下旬，安康专员兼保安司今魏席儒指令汉阴县县长张一之，派汉阴士绅陈继侯（原沈玺亭团团副）、张伯成（何振亚少年时的老师，原沈至亭团连长)，到龙王沟找游击纵队进行游说。何振亚与各队长商议，决定再施“缓兵计”，利用合法身份到各县开展策反工作，发展革命势力，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接受“安康保安司令部特务大队”的名义，但不接受整编，（二）安康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不得派员到游击纵队担任职务，（三）归编后的驻防地，大范围由安康专署指定，但具体地点由陕南游击纵队自己选择。魏席儒接受了这些条件。1936年4月，游击纵队经汉阴县双河口开往安康县牛山庙，安康专署送来一批给养物资。牛山庙距安康县城仅二十华里，不利于部队独立自主活动，何振亚遂借奉命赴安康县北山“剿匪”之机，移驻距安康县城一百五十华里，又为安康、旬阳、镇安三县结合部的东镇（东沟口），为部队独立自主发展创造了条件。

陕南游击纵队接受改编后，采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同安康专署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安康专署对游击纵队限编三百人，遣散多余人员；限令收回在外的游击队；强行派两名副官驻队监视；命令参加“剿匪”；抽调分队长、班长到专署轮训，企图分化收买；捕杀副大队长李伯亭和地下工作人员文考亭、祝敏济、王宇辉等；软禁何振亚之母作人质。陕南游击纵队则坚决将编余人员组成几支游击队，分散活动，互相策应；先后派出五批地下工作人员，到各县策动保安队兵变；审查受训归来人员，清除叛变分子；在安康等地设立秘密联络站，掌握敌人动向；公开揭露安康专署杀害李伯亭等革命志士的阴谋和罪行，迫使魏席儒承认“此为部下所为”，陷于狼狈；限制敌副官的活动；以缺乏弹药为由拒行“剿匪”；屯兵东镇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这些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敌企图以招抚消灭这支部队的阴谋，从而保持了部队的人民性和革命性，并有所发展，为后来的再次起义奠定了基础。

在陕南游击纵队接受安康专署收编驻防东镇期间，徐海山带数人入伍，并于1936年4月底李伯亭遇难之后继任副大队长。

第二次起义 建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

1936年5月，原在陕西警二旅四团手枪连任班长的沈敏（沈继虞）从沈启贤的来信中得知陕南游击纵队被安康专署收编，便从北平急回西安，找杨虎城宪兵营营长金闽生（中共党员），请求解救游击纵队。金闽生同中共党员杨江（杨文贤）、杜瑜华向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书记谢华请示。西北特支决定派杨江、杜瑜华和沈敏到陕南做何振亚的工作，争取把这支武装掌握在党的手中，并指定由杨江总负责。六月初，杨江等到达安康东镇，何振亚、徐海山等态度明朗，表示接受党的领导。

7月初，杨江赴西安向中共西北特支汇报工作。8月初，敌驻队副官向魏席儒密报沈敏、杜瑜华在部队很活跃，魏即连下三道手令，命何振亚在限时内将部队开到安康城“整训”，欲借机缴械消灭；同时以四十四师一部向东镇推进，逼何部就范。

何振亚、杜瑜华、沈敏识破敌人的阴谋，遂一面表示执行命令，按时将部队开到安康；一面决定在途中攻打安康重镇五里铺，把部队再拉出来。

8月9日，部队对外声言赴安康整训，撤离东镇，夜宿茨沟。是日杨江带杜超（中共党员）赶回部队，传达了中共西北特支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中共西北特支指示部队立即举行第二次起义，并以“西北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名义，命名组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任命何振亚为军长，杨江为政治委员，杜瑜华为参谋长，沈敏参与领导协助何振亚工作，其他干部的任命由抗日第一军自行决定。何振亚、徐海山等完全赞同并接受西北特支的指示和任命。杜瑜华和沈敏连夜编印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标语、传单，何振亚、杨江等分头对干部、战士进行形势教育和思想鼓动工作。全体指战员革命斗志空前高涨，立即扯掉了特务大队的领章、帽徽。

8月10日，部队从茨沟出发，处决了魏席儒派来的副官，收缴了茨沟保安队枪支，向五里铺疾进。该镇联保主任及保丁闻讯逃跑，部队于午夜顺利进街，收缴了财主富商的银元、生丝等贵重财物，拂晓撤出五里铺。

8月13日，部队在镇安县紫荆乡刘大乾家大院（今属安康县）举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正式成立大会，宣布了以下决定：(一)命名部队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二)何振亚任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军长；沈敏任军委主席兼宣传科科长；杨江任组织科科长(为发挥非党干部的作用，便于工作，大会前杨江与杜瑜华、何振亚、沈敏商量，决定不设政治委员，改设军委，杨江自退军政治委员职务改任组织科科长，负责全军政治工作，推荐沈敏任军委主席兼宣传科科长）；杜瑜华任参谋长；徐海山任政治部主任，傅东山任供给处处长。（三)军下编四个支队、一个特务队、一个侦察队、一个少年先锋队。任命刘炎德为第一支队队长，杜输华兼任指导员；张孝德为第三支队队长，杨江兼任指导员；苟树林为第五支队队长，沈敏兼任指导员；晏盛明为第七支队队长；张英才为特务队队长；赵宏勋为侦察队队长；杜超为少年先锋队队长兼指导员。（四）军内成立“陕南抗日教国联合会”，杨江、沈澈、何振亚、杜瑜华、徐海山为常委。

会上散发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宣言》和《告民众书》。干部战士为部队的新生欢欣鼓舞，庆祝胜利。

杨江和杜超离西安返回陕南时，带有中共西北特支给中共陕南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的信。杨江在镇安县象元把信交给了陕南特委书记郑位三。信中说明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是党领导的部队，请其给予支持和帮助。郑位三等热情接待了杨江和杜超，并留其住下，讲解了中央1935年12月会议的决议精神，把缴获的二万多元邮票送给杨江，支援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

转战陕南 部队迅猛发展壮大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之后，挥戈北上，在镇安、宁陕、石泉交界山区与敌周旋。九月一日，部队路过石泉县三官庙街，送信给太平寨寨主筹借军粮，大地主贺元山、蔡乐成等自恃寨高墙厚，又有数十名寨丁把守，妄称“进寨到枪尖上来拿”，并杀了送信的战士。指战员们怒不可遏，立即强攻破寨，消灭寨丁二十余名，缴获火枪十余支及大量财物。次日进歪毛坝场，遭敌四十九师工兵营和地方保安队夹击，一支队支队长刘炎德牺牲，参谋长杜瑜华负伤。部队突出重围，迅速向云雾山转移。

9月9日，沈启贤、李传民在商县夜村处死反动连长杜培进，带领陕西警二旅四团四连起义。沿途与保安团队激战，大多失散，沈启贤带八人、李传民带二十四人于10月中旬初先后在今宁陕县龙王沟与抗日第一军会合。为发挥沈启贤与何振亚旧交的作用，更好地巩固部队，杜瑜华自退军参谋长职务，改任组织科科长（此时杨江已二次赴西安汇报工作），推荐沈启贤任军参谋长。

部队在宁陕县龙王沟短暂休整后，转移到安康县北山一带。9月17日，抗日第一军与红七十四师双方领导人在安康县棍沟口会见，商定划分作战范围：抗日第一军在镇安县以西活动，红七十四师在镇安县以东活动。红七十四师还向抗日第一军赠送枪支弹药一批。进一步密切了两支部队的关系。

10月15日，部队重返安康县东镇。次日突遭敌军袭击，突围中少先队队长兼指导员杜超被俘（后在汉阴牺牲）。数日后，在安康县马坪出其不意全歼王普三保安队，缴获步枪二十余支。继在镇安县杨泗庙乡火石沟口与敌军一部激战，此伤敌二十余名。11月中旬，部队转移到洋县、佛坪一带活动。11月23日，在洋县周家坎夜袭敌五十一师领运弹药的连队，缴获部分武器弹药，第二天中午行至迷峰岭山腰，突与敌一个团遭遇。敌居高临下，火力很猛，部队被压在山腰，经激战数小时后才跳崖撤出，伤亡被俘二十余人。突围后经四亩地、海棠园急行二百余里，才甩脱敌人，于12月初撤到宁陕县江口休整。

在此期间，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部队得到迅猛的发展，由五百余人扩大到八九百人。

11月30日，杨江带领中共西北特支派的干部商映云(中共党员)等九人，化装成国民党军官，连同挑夫共十一人抵达宁陕县东江口。不幸被红七十四师收编的抗捐军宋登贤部劫持至蚂蝗沟，于十二月一日凌晨，除一名挑夫外，均被误杀，造成了令人痛心的重大损失。数日后，红七十四师和抗日第一军领导人在沙沟妥善处理了善后工作，增强了两支部队之间的团结。

杨江等遇难后，抗日第一军再派杜瑜华赴西安向中共西北特支汇报。不日，西安事变发生，杜瑜华执行红军代表团的任务，未能按时回归。军部又派沈敏赴西安同上级党组织取联系。

北上陇东编入红十五军团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代表和红军代表团到达西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西北特支领导人徐彬如以“西救会”宣传部负责人的名义，于12月20日在介绍“西救会”历史、纲领和活动情况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民众武装组织方面的工作，在陕南有抗日第一军的建制”。12月下旬，中共西北特支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关系交给了中共中央代表和红军代表团。为阻南京方面的部队西进潼关，中共中央代表命令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改为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迅速赶往潼关以东参加破坏铁路。

此时，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尚不知发生西安事变，部队已集结在距汉阴县城十多里的双庙子，准备攻打汉阴县城。红七十四师送来中央代表的命令，何振亚等立即率领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千余人，挥师北上。1937年2月初到长安县子午口后，杜瑞华、流航从西安返回部队，传达上级新的命令：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第一军归红十五军团领导。部队即星夜疾进，于2月9日晚过咸阳桥，次日中午抵达礼泉县叱干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合。

1937年3月初，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在甘肃庆阳驿马关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虽沿途减员，全团尚有七百余人，何振亚任团长，李雪三任政委，沈启贤任参谋长。杜瑜华、张英勃在政治处工作。部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开展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八月，红十五军团警卫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不久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战。

抗日第一军离开陕南时，何振亚命沈继刚留陕南收拢未及集中的小游击队和部分失散战士及伤病员，相机进行活动。后来，抗日第一军余部发展到五六百人，1938年7月误中叛徒奸计，遭致全部覆没。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陕南活动期间，正是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领导组织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也是红七十四师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时候。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斗争，对于牵制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苏区的围攻，对于配合红七十四师的对敌作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所到之处，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也为我党我军培养、锻炼了一批优秀干部，在秦巴山区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它的斗争精神和光辉业绩永远给安康人民以深刻影响和巨大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