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问世的照相机，1846年就从西方传入了中国。国人最早认为是洋人的“奇技淫巧”避而远之，就连慈禧太后都认为是巫术，能摄人魂魄，还是从法国回来的德龄女士，解开了慈禧心中的迷惑。自此，照相才逐渐被国人接受，随之迷恋。在这百余年时间里，照相技术经历了黑与白的演变，底板与数码的飞跃。照相技术的演变，让一部部老相机在留下一张张美好瞬间的同时，连同自己一道被尘封在了一段段精彩的记忆中……
□ 记者 周健 孙妙鸿 文/图
近日，在汉滨区张滩镇徐庄村76岁老人徐家宝家里，记者看到了他保管多年、已落满灰尘的一部由上海市美术工厂生产的“向阳”牌老照相机，还有照相用的补光灯、裁片刀、冲洗药水等。徐大爷说：“这是伴随他一生的吃饭家当，也是他这一生最宝贵的财产。”
徐大爷祖籍湖北孝感，因祖上曾在明永乐年间在安康做武官，仕满卸任后便定居在现石梯镇九条沟村。徐大爷幼年时，因舅父在安康城区的一家石印馆当学徒，他便经常跑到石印馆去玩，见石印馆兼做照相的生意，他就对照相机产生了好奇，经常央求照相师傅教他照相。就这样，到了十六七岁时，徐家宝已经基本掌握了照相机的使用技术。
1956年底，已经在旬阳石印坊工作的舅父，见徐家宝酷爱摄影，便把他介绍给了旬阳唯一一家照相馆的师傅许俊昇学习照相技术。“记得是在1957年正月十六，刚过完年，天上还下着大雪，我便乘船从安康到旬阳。由于雪非常大，现在坐汽车不要一个小时的路程，当时却走了3天。”徐家宝说。“当时在照相馆学习照相的还有两个学徒。为了尽快学到技术，我除了跟许俊昇老师学习外，又购买了一些书籍学习，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定影、显影和照片放大等技术，成了照相馆里的骨干。”
1958年，合作化的热潮袭遍全国，地处秦巴山区的小县城旬阳也走上了“工商联合、手工联社”的运行模式，照相、打铁、刻章、钉秤、理发、修表和烟酒销售等五谷八杂的服务行业都被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宏伟公社。新亚照相馆里的许俊昇、朱成钊、徐家宝、朱汉真和从事刻章、修表的师傅们一道被编入了宏伟公社下属的工艺社，由工商联领导。从此，他们便过上了吃大锅饭的集体生活，每月发上一二十元的工资。在这种模式下，徐家宝和照相馆里的同事们不仅承担着旬阳各大机关单位的公务活动摄影，而且为县城里的人们拍摄生活照、证件照。同时，他们每年还专门组织下乡，轮回为山区学校的孩子们拍毕业照。在下乡过程中，如果那家村民需要拍个全家福、证件照，他们也及时上门为之拍照。就这样，在以后的几年里，从县城到羊山，从南区到北区，旬阳的沟沟岔岔、山山卯卯都留下了徐家宝的身影。他用镜头定格了旬阳的历史，也见证了旬阳的发展。
回忆中，徐家宝老人告诉记者，在50多年的照相生涯中，他记忆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自己在照相期间，经常应公安局的邀请给执行死刑的犯人拍照。才开始时，年龄比较小，给犯人拍照离得又比较近，有时自己正在拍，警察就开了枪，一下子白的、红的溅了一身，吓得他赶紧离开，可接着还要给处决了的犯人继续拍，时间长了，就把自己的胆量练大了。另一件事是在1959年，应安康军分区和旬阳人武部的邀请，在旬阳境内收集整理老红军的事迹。他们先后用了一年多时间，挖掘出了很多红军烈士的资料，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资料，尤其是拍摄红军镇红军老祖的墓地、走访群众等照片最为珍贵。回忆起这些，徐老爷子总有掩饰不住的喜悦。
谈起使用过的照相机，徐家宝老人更是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天。他说，刚开始，他用的是一台最为古老的德国相机。“那个照相机感光非常差，把胶片放进去后，让拍照的人做好姿势，打开感光口，需要一分钟甚至几分钟胶片才能感光，在这段时间里，照相的人看起来简直像一个木偶。”徐家宝笑着说：“当时用的胶片、相机、相纸等器材，安康都没有，有的是在湖北老河口买的，有的还要到武汉、广州、上海才能买到。1965年前后，我专程到上海想买一台上海文化公司生产的大型胶片相机，可找遍了上海的摄影器材市场却没买到，后来，在广州才买到这台照相机。”
购买了新照相机后的徐家宝，工作热情更为高涨了，可只用了一年多时间，“文革”就开始了，他因地主成分离开了自己心爱的照相馆，回到张滩老家务农。直到改革开放后，徐家宝才回到工艺社，与原来的几位照相师傅一道，又组建了工艺社照相馆，直至1998年退休。而那部老照相机，也被飞速发展的照相技术淘汰而与他一起“退休”，成了闲置在家的老物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