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在安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在秦岭南麓的安康、商洛和汉中接合部的10余个县的边界地区，活跃着一支革命队伍。这支队伍在何继周（后改名何振亚）、沈启贤的带领下，打土豪、分田地，与地方反动武装搏斗并逐步发展壮大，由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命名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们走出陕南，汇入洪流，参加了平型关等战役，并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立下了不朽功勋。
革命力量的悄然积聚
1931年3月，何继周、沈启贤、徐海山、孟子明等陕南籍进步青年，满怀报国之志，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十七师军官训练班。“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员学员们义愤填膺，何继周、沈启贤等人也深受触动，开始深入思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未来，心中的革命种子悄然发芽。
1932年11月，在安康绥靖军一团（即沈玺亭团）担任班、排长的何继周、沈启贤等，进入沈玺亭团在平利县城举办的干部教育班受训。在曾参加过宁都起义的教育班大队长张惠民的教导和影响下，他们对革命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
12月初，贺龙率领红三军经过安康东南部进入四川。这一消息在教育班学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学员们纷纷议论，对红军充满了好奇和向往。沈启贤敏锐地意识到，这或许就是他们一直苦苦追寻的革命力量。于是，他积极联络何继周、孙善堂、徐海山等志同道合的战友，秘密组织了“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次年7月，平利干部教育班结业，“赤卫团”成员按照计划分配到该团各连担任班、排长。从此，他们在下层军官和士兵中秘密开展联络工作，如同在黑暗中埋下一颗颗革命的火种。
游击纵队的英勇奋战
1935年，是陕南地区革命斗争的重要转折点，也是陕南游击纵队诞生的关键年份。这一年何继周等爱国官兵亲眼看见了红二十五军的英勇善战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他们对红军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12月7日，当四团开往柞水县，先到达营盘宿营的四连，在七班班长张子新和士兵王展（王武林）的带领下，一个排当夜毅然先行起义。时任九连二排长的何继周，敏锐地察觉到了形势的紧迫和时机的难得。他急忙约沈启贤、洪九畴等密议，决定九连全连起义。随后，他又召集苗鸿鑫、刘炎德、赵振庆等人，详细研究部署起义计划和措施。12月11日夜，何继周先派刘宝山、周明钧、傅东山、赵振庆在引驾回农民刘世杰家（连部）处决了反动连长张锡武。随后，他们以“执行任务”为由，率全连100余人起义，迅速撤出引驾回，向秦岭山区进发。
起义部队进入秦岭山区后，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然而，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积极寻找出路。此时红二十五军已离开陕南，何继周与在鄂豫陕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七十四师取得联系，请求改编和接受领导。红七十四师组建不久，力量单薄，加之对何部不了解，表示干部很少无法派出，建议何部先不宜打红军的旗号，可以“陕南游击队”名义开展活动，至于是大队、支队还是纵队，由何部自定。根据红七十四师的建议，何继周即宣布成立“陕南游击纵队”，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何振亚”，表达了他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定信念。
陕南游击纵队进入陕南后，他们以红军为榜样，在镇安、柞水、宁陕、石泉、汉阴、安康等县广阔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在此期间，游击纵队通过推行官兵平等原则、开展劫富济贫行动、严明军队纪律、宣传和发动群众等举措，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群众纷纷主动为他们提供情报、掩护伤员，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也照亮了群众心中的希望，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意识。
经过三四个月的游击活动，陕南游击纵队不断发展壮大，队伍发展到500余人，编为5个中队。随着部队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成了陕南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诞生
1936年5月，原在陕西警二旅四团手枪连任班长的沈敏，从沈启贤的来信中得知陕南游击纵队被安康专署收编的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这支队伍的潜力和困境，毅然从北平急回西安，四处奔走，找到了杨虎城宪兵营营长金闽生。金闽生是中共党员，沈敏向他详细讲述了游击纵队的情况，请求解救这支队伍。金闽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同中共党员杨江、杜瑜华向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书记谢华请示。
西北特支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派杨江、杜瑜华和沈敏到陕南做何振亚的工作，争取把这支武装掌握在党的手中，并指定由杨江总负责。6月初，杨江等3人肩负着党的使命，历经艰辛，到达安康东镇。此时的陕南游击纵队正处于迷茫与困境之中，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和收编阴谋，他们急需正确的指引。何振亚、徐海山等纵队领导得知杨江等人的来意后，态度明朗，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党的领导。
7月初，杨江赴西安向中共西北特支汇报工作，详细阐述了陕南游击纵队的情况以及何振亚等人接受党的领导的坚定决心。8月9日，部队对外声称赴安康整训，撤离东镇，夜宿茨沟。就在这关键时刻，杨江带杜超赶回部队传达了中共西北特支的指示：立即举行第二次起义，并以“西北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名义，命名组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并任命何振亚为军长，杨江为政治委员，杜瑜华为参谋长，沈敏参与领导协助何振亚工作。
何振亚、徐海山等完全赞同并接受西北特支的指示和任命。8月13日，部队在镇安县紫荆乡刘家大院（今属汉滨区），举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正式成立大会。会上命名部队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何振亚任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军长，沈敏任军委主席兼宣传科科长，杨江任组织科科长，杜瑜华任参谋长，徐海山任政治部主任，傅东山任供给处处长。军下编4个支队和一个特务队、一个侦察队、一个少年先锋队。会上还发布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宣言》和《告民众书》，向全国人民宣告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成立和他们的抗日决心。
汇入时代洪流奋勇前行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之后，宛如一把锋利的宝剑，挥戈北上，在镇安、宁陕、石泉交界山区与敌周旋。在和国民党及其地方武装的战斗中逐渐壮大，由500余人扩大到八九百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也密切关注着事变的进展。12月20日，中共西北特支领导人徐彬如以“西救会”名义在西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首次披露在陕南有一支民众武装组织——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12月下旬，中共西北特支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关系交给了中共中央代表和红军代表团，由中共中央代表罗瑞卿同志负责接收。为了阻止南京方面的部队西进潼关，中共中央代表命令“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改为“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迅速赶往潼关以东参加破坏铁路行动，以阻止敌人的进攻，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有利条件。
1937年1月，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根据红七十四师的指令，从安康北山出发，昼夜兼程向蓝田开进。2月初，主力部队到达长安县子午口后，杜瑜华、沈敏从西安返回部队，传达了上级新的命令：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第一军归红十五军团领导。2月9日晚，部队顺利过咸阳桥，次日中午抵达礼泉县叱干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合。红十五军团首长对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高度的赞扬。军团长徐海东亲自接见了何振亚、沈启贤等部队领导。红十五军团领导派来了李雪三等十几名军政干部，加强了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的领导力量。
1937年2月，经徐海东司令员和李雪三政委介绍，沈启贤、何振亚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月初，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在甘肃庆阳驿马关进行了改编，正式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何振亚任团长，李雪三任政委，沈启贤任参谋长，杜瑜华、张英勃在政治处工作。部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开展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使战士们在艰苦的训练中不断成长和进步。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正式打响。红十五军团警卫团编为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8月，警卫营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战。
1940年，八路军一部奉命南下支援新四军，三四四旅扩编为第二纵队，警卫营扩编为新六八八团，归新四军三师建制。新六八八团在新四军三师的领导下，继续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他们参加了多次战斗，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军和伪军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中国人民迎来了久违的和平。然而，和平并未持续太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内战，妄图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新六八八团又投入到了解放战争的战斗中。他们跟随第四野战军转战南北，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要战役。在这些战役中，新六八八团的战士们不畏强敌，英勇奋战，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入侵朝鲜，并威胁到中国的安全，这支部队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三十九军一一七师。在云山地区，三十九军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仗“云山战斗”，重创美军号称“常胜军”的一个联队，俘虏美军2000人，还歼灭韩军一个师，取得了云山战斗的胜利。此后，三十九军继续在朝鲜战场上奋勇作战，他们参加了多次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一一七师改为武警部队，驻守辽宁。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从成立之初的艰难探索，到转战陕南的英勇斗争，再到融入抗日洪流、投身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他们始终坚定地站在抗日和革命的最前线，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系安康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原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