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楠萍
“陕军东征”已经30年，在陕西这个文学重镇上，优秀作品不断涌现，陕西文学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30多年里，作为“文学陕军”的陕西作家们扎根这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黄土地，一方面承传着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开创的陕西文学创作传统，一方面以敏锐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这片土地上的时代新变，将其反映在文学之中，不断丰富着陕西文学的表达内涵。安康籍知名作家刘万里就是陕军“后浪”中的一员，他多年来笔耕不辍，已创作了短篇小说和小小说800余篇，出版了长篇小说和小说集10余部，他的长篇小说《春天说来就来》更是进入了陕西省第二期“百优”作家丛书之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陕西的地理版图内部，生发着略带差异的不同文学样态。陕北的黄土高原为陕北文学附上了粗犷大气的特征，产生了作家路遥；关中平原上的“关学”传统影响着陈忠实的创作走向含蓄深沉；在秦汉文化与荆楚文化交汇之地的陕南山区，贾平凹的创作既带着质朴务实的特征，也依稀可见奇诡神秘的特点。刘万里的《春天说来就来》，就是以陕南安康地区为创作背景的一部小说作品。
历史视野中的日常叙事
《春天说来就来》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从“我”的小时候讲起，从日常生活出发，对家族的人、事娓娓道来。叙述者在展开“我”家庭故事的同时，宏大的社会政治历史作为一个叙事的背景幕布而存在。这种创作传统驱动着“文学陕军”们既可以从宏观层面出发，以一种极为开放的视野来观照历史与时代、政治与社会，也可以进入微观历史，以一种极为细腻的眼光来贴近日常，发现宏大历史构架之下活泼的民间。
在《春天说来就来》里，发生在汉阴县漩涡镇磨子沟的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作者的叙述视野主要侧重于对磨子沟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历史的表现，但作为叙述必不可少的“前理解”一环，磨子沟故事展开的历史背景是必须要交代清楚的。“磨子沟原是不毛之地，最初有刘家、陈家和吴家的人逃荒到这里，在这里生儿育女，一代又一代，枝繁叶茂，发展成了刘家、陈家和吴家三大家族”，这是故事发生的宏观背景，微观的故事发生背景则被前置到了1948年。经由这样的叙事安排，宏观的历史背景便作为一种隐形的装置在“我”的家族叙事中发生了作用。
在第一章的开篇部分，作者的笔触层层深入，从磨子沟这一乡村自在形态的最初阶段，从刘、陈、吴三大家族的叙事层层递进到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刘氏一支的“我”家，在这里，具体的时间叙事与抽象的空间叙事两条线索交织，层层深入与细化，文本最主要的叙述对象终于浮现。也正是在这一叙述过程中，时间与空间的线索共同构筑起了一个文学空间，这个空间里曾发生过的故事与人事被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宏观层面的故事背景自然而然地形成。
死亡、战争、饥饿、出走、改革等等关键词将“我”的家庭历史与时代动荡链接，在历史的隐形背景之下，叙述者通过文字徐徐展开“我”的家庭故事。无情的时代改变了二叔、三爹、四哥、六弟原本平顺的命运；二哥、大姐、小妹忍受着生活的苦痛，向命运做着不同程度的妥协；大哥、三哥、“我”则在新的时代里寻找着各自的不同活法。但也正是在挣扎生活的过程中，“生命”的力量便愈加凸显出来，正如小说的封底两句话所说，“只要活着便总会有希望，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本身”，作者对生命的哲理思考隐含在文字之中。
在讲述故事时，叙述者始终着眼于身边的日常生活，以熟练轻快的笔调对日常进行质朴而又流畅的书写。“‘突变’不是日子，突变是瞬间完成的，日常生活是久远的”“这个变化是渐变的”。小说《春天说来就来》的故事就在对日常生活的缓缓叙事中展开。在这一过程中，文本形成了一种虚实交融的特征，一方面小说是一部虚构性的文学作品，但另一方面，作者对于日常生活的忠实描写又生成了一种“非虚构”的文本特征。直到阅读完作品，读者才能从后记中找到答案——这个故事确实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作者基于自己十多年前对牛东院夫妇的采访，再加以文学性的处理与构思，终于写成此书。作者通过平实自然的生活化叙述语调，调和着非虚构的创作素材和虚构的文学性表达之间的平衡关系，在一种文学化的日常书写中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感。
文化乡愁中的地域书写
乡土，是中国人的精神原乡和无法摆脱的文化之根，乡土书写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学表达的经验之一。不同的地域乡土文化不断为文学提供着多样的书写灵感和资源，文学对于不同地域文化的书写与表达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不同地域地方性文化标记的形成。刘万里作为“文学陕军”的一员，“陕西”是他文学书写最重要的资源。“风景”是地域乡土表达的途径之一，“风景是自然，更是文化；是场所，也是空间。它是中间的某个东西，但又是在这些东西之上形成的一个抽象的空间。”在小说中，作者就多次写到陕南汉阴磨子沟的风景。
“磨子沟是一条长约不足五千米的山谷，这里山清水秀，山谷两边森林茂密，鸟语花香，梯田密布，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一座又一座土墙房子星罗棋布分布在山坡上，一到吃饭时间，山谷里就升起一缕一缕炊烟。”这是小说开篇对磨子沟的描写，山坡上星罗棋布的土墙房子、梯田里金黄灿烂的油菜花、山谷里通向汉江的小河……简单的几个景象就勾勒出了陕南山区的自然地理地貌，房顶的炊烟、洗衣的姑娘、耍水的小孩……磨子沟里安宁怡然的生活图景如小河流水般慢悠悠地展开。
磨子沟里生活的人并非完全处在一个怡然自得的隔绝空间里，这里有通向外界的土路、有通向汉江的河，这里也有人事的恩怨和人生的烦恼。“躺在草丛中，我四肢伸展开来，摆了一个大字，头顶的白云在慢悠悠地飘移，感觉白云就从我耳边飘过，有时我甚至产生了错觉，感觉自己就像躺在白云上，随着白云在慢悠悠地飘荡，飘荡。最近情绪很不好，反正有的是时间，我得把我杂乱的思绪梳理一下了”，这是“我”在人生困境时对于外界自然做出的最真实的反馈，磨子沟的自然风景不仅教养了“我”对美的感知，也在潜移默化中教会“我”以坦然的心态来面对困难、解决困难，影响着“我”形成了一种以陕南独特场域空间为底色的文化心理与处世哲学。
除却对于独具地域特色的自然风景描写，《春天说来就来》中同样有着对于陕西人文地理的表达。当写到“我”的父辈们曾为生计而贩盐的历史时，作者提及了一个极具历史感的地理标志——“子午道”，子午栈道曾是沟通长安与陕南、巴蜀等地的一条交通要道。这是一条促进南北地区经济往来与发展的路线，也是一条中央集权国家强化大一统国家治理的政治要道，更是一条不同地域文化互通交融的文化地理标志。当宏大历史下沉到普通人的身上，“子午道”便成了“我”的父辈为家族生计而奔波的见证，也是他们人生一世质朴勤恳劳动精神的体现。
作者在对当地日常生活的真实描写中，安康地区独特的乡风民俗与世风世相便在不经意间展现了出来。油炸饺子和苕糖不仅是“我”的童年回忆，红薯、薯窖也因此成了“我”记忆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火盆和烘笼子是陕南人抵抗严寒的独特方式，对于早起上学的农村孩子来说，他们在上学路上单手抡着火盆，不多久一条“火龙”就出现在眼前。
在书写过程中，叙述者往往不加任何评论，只是冷静地描写着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对于地区潜文化、隐文化的自觉书写，正是作家文化“乡愁”的一种体现，作家怀着对村庄的深深依恋和不舍，缅怀着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的故乡，书写着如今只存在于记忆中的故乡。作家通过书写“故乡”建构起了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和书写版图，如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迟子建的东北、王安忆的上海，这种地方书写经由作家的个人经验转化为了中国经验的一种言说方式。
乡村裂变中的文化反思
文学，正是进入当今乡村社会文化裂变现场的途径之一。陕西作家身上一直以来都有一种文学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他们深刻洞察着社会现状、深切关怀着社会前景，关注着生命的苦难与幸福、挣扎与追求。乡村场域的变化，为乡村叙事提供了新的书写资源、拓展了新的书写空间。刘万里在《春天说来就来》中以敏锐的眼光、厚重的思想认知表达着他对磨子沟人事变化的冷静观察与理性思考。
小说中，在“我”的这一代人中，二哥二嫂因换亲而结合，虽无爱情基础，但已和睦生活多年。当二哥被冤枉牵扯进一桩命案时，二嫂抛下孩子改嫁外地，两个孩子也因此只得辍学打工谋生计。多年后二哥洗白冤情，出狱得到大笔赔偿，二嫂回来想要复婚，也因为这笔赔偿，两个儿子互相猜忌，不愿照管二哥。本来全家团聚的美好时刻，却闹得分崩离析，最终二哥在破败的老屋里孤独离世。“我”的三哥则是另一种情况。三哥年轻时就想逃离拥挤的家，当兵三年家信越来越少，即便是回到家乡县城工作，也与老家联系很少。三嫂更是以城里人自居，二十多年没有回过磨子沟。当安康修建水电站，磨子沟要拆迁安置赔款，三嫂打着房屋赔偿款的主意才硬扯着三哥回了老家。亲情变质的例子更多体现在二叔身上。新中国成立前二叔被强征当兵，多年音讯全无，二婶独自一人抚养孩子长大，苦等四十五年。当二叔突然来信回家，整个家庭内部便是一阵动荡。二婶自然欣喜不已，但儿女却与二叔感情淡漠，唯一的联系还是二叔带回的贵金属礼物，本能的血缘亲近感在他们身上并无体现。
在对磨子沟的冷静观察中，作者以饱满的情感、充满人文关怀的眼光审视着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新变，用自然流畅的笔调书写着自己对于社会的观察与认知。一方面，作者以一种社会变革的历史眼光将以磨子沟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陕南社会历史变迁表现出来，呈现了中国乡村变迁的复杂过程。另一方面，对社会文化的反思构成了小说的另一特征，价值观念的失范与重新确立、历史秩序的断裂与重新接续都成为小说表达的潜在主题。对于变迁过程中人性的探讨和拷问就是社会文化反思的具体表现之一，这种书写抵达了社会文化裂变中的乡土伦理与人性本质。
结语：
刘万里从自己的个人体验出发思考着这块土地上普通人的苦乐与生死、书写着陕南乡村的发展与变化。任何一种文学书写都无法脱离社会现实，乡村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影响着乡村叙事的表达方式与内容，在新的历史阶段，乡村叙事的语境与向度同样发生着转变。在乡村社会文化裂变的过程之中，每个人都面临着各自的“难题”。作家刘万里正是从人文关怀的立场出发，一方面，通过宏大历史背景下的日常叙事和带有文化乡愁特征的地域书写忠实记录着自己经历过的、记忆中的乡村生活；另一方面，他也关注到时代变迁过程中乡村百姓外在的生存状态与内在的心灵震荡，真实记录着裂变中的乡村，冷静表达着自己对于乡村文化裂变的反思，拓展着乡村叙事新的书写空间。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