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纽錞于
巴蜀式钺
戈
柳叶形铜剑
□ 谭波才 何媛媛
巴蜀地区位于西南腹地，有着悠久、丰富、独特的文化始源和文化模式，不仅是西南文化区系和长江上游文明的核心区，而且还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康横亘于四川盆地、三峡与关中、中原地区之间，是巴蜀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交流通道，在其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史前时期
据考古发现，至迟新石器中晚期，以安康、汉中为中心的陕南从嘉陵江和三峡区域向川渝地区进行文化“传播”和“涵化”，促使巴、蜀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逐渐形成同根同源、同质同体的文化共同体。
嘉陵江是甘陇、关中、陕南与川渝地区连接的天然通道。目前，在嘉陵江流域先后发现广元中子铺、巴中月亮岩、阆中蓝家坝、宣汉罗家坝、渠县城坝等众多史前遗址。如果按照考古年代排序，年代早的遗址大部分位于嘉陵江上游，年代晚的遗址大部分位于嘉陵江下游，文化序列和传播路径十分明显。其中：在中子铺遗址早期文化层中发现有类似陕南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距今约7100年至6700年）的小乳突状三足器；在罗家坝遗址新石器晚期文化层（距今5300年至4000年）中发现侈口宽折沿深腹夹砂罐、泥质喇叭口罐、折腹盆、敛口钵等代表性器物，与陕南“龙山文化”的特点一致。对此，李水城认为：它最早在陕南形成，然后顺江而下，最先到达广元地区，继而向南扩散到整个嘉陵江流域。
三峡地区是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发源较早区域。距今6300年至5000年，该地区产生了大溪文化，且与仰韶文化有一定的共存关系。在空间方位上，三峡地区与安康相邻，大溪文化受仰韶文化的影响极有可能直接来自安康。迄今，在紫阳马家营、汉阴阮家坝、石泉马岭坝、岚皋肖家坝、汉滨柏树岭等史前文化遗址中发现大量仰韶文化遗存，既有半坡类型，又有庙底沟类型。因此，白九江认为：大溪文化中半坡类型彩陶或仿半坡彩陶器物的出现，间接说明三峡地区曾受半坡类型强烈影响，其扩散路径应是连接陕南与三峡的大宁河通道。
夏商时期
夏商时期，成都平原出现以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新都马家木椁墓地为代表的古蜀文明，重庆地区出现以宣汉罗家坝遗址、渠县城坝遗址、涪陵小田溪墓群为代表的古巴文明。两者交相辉映，盛极一时，成为引领长江上游文明的“双子星”。然而，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两者的始源都可追溯到陕南地区。
据文献记载，至迟夏代早期汉水上游地区便有巴人活动，与夏族关系十分密切。《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竹书纪年》还记载，夏朝的第一个国王启曾派孟涂“司神于巴”。到商代，巴人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版图包括今汉中、安康、鄂西、川东等地区，建立起了令商王朝所忌惮的“巴方”。武丁时期，妇好曾多次率兵征伐巴方，甚至与商王联合进行“伏击”，最终巴方战败而被迫向商王朝纳贡服役，甲骨卜辞有“辛未卜，争，妇其从沚伐巴方，王自东受（骚）伐，戎陷，于妇好立”等记载。此时期，川西蜀人也已向汉水上游地区流动，出现巴人、蜀人混居的现象，商王亦派兵征伐，甲骨卜辞也有“口寅卜，壳贞：王登人征蜀”等记载。
据考古发现，夏商时期陕南对川渝地区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加强，特征更加明显。通过对比研究，不仅发现汉阴阮家坝、紫阳马家营、白马石等夏商时期遗址的文化特征与鄂西三峡地区塘坊坪、中坝子、白庙、路家河等遗址的同期文化特征诸多相似，证明汉水上游巴文化与鄂西三峡早期巴文化属于一个文化体系，而且还与成都平原新繁水观音、广汉中兴场、三星堆等同期文化关系密切，说明汉水上游夏商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特别是白马石二期文化特征十分明显：陶器都有高柄豆、尖底罐、觚形器座、袋状锥形器足等类型，在纹饰上以素面为主，弦纹次之，还有一定数量的划纹、圆涡纹、戳印纹。继白马石文化后，以商代遗存为主的宝山文化进一步加强对川渝地区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夹砂陶皆以褐陶为主，以釜作为主要炊器的特点与鄂西路家沟二期遗存相似；骨发饰，高柄豆，陶器的贝纹、人字纹、目纹，与三星堆文化相似；小底尊形杯、高柄器座、圈足罐、釜等陶器出现于川西十二桥文化和甘南寺文化；三角援戈、深銎钺、面具（脸壳）等青铜器在彭县竹瓦街、三星堆等遗址中发现。
两周时期
西、东周时期，安康与川渝地区联系更为紧密，成为巴、蜀参与中原王朝政治、军事活动，中原王朝势力渗透巴、蜀的“双向通道”，同时也推动巴、蜀从弱小走向强大，由地方多元融入华夏一体。
西周时期，巴、蜀在不断迁徙和整合中发展壮大。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因巴人“歌舞以凌殷人”，战功卓著，周武王“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将其纳入“宗姬”系统，视为周之南土。至西周中期，巴人仍然是周王朝的重要护卫力量。1986年，在汉滨区王家坝遗址出土一件青铜簋，内有铭文93字，是至今陕南出土文字最多的西周青铜器。铭文记载卢、虎联合杞夷、舟夷侵略周朝东土，周王派师谷和史密平叛，后因取得胜利，特作簋以示荣耀。
春秋时期，周王朝日渐衰微，而巴、蜀日益强大，以陕南为基地，竭力扩张势力范围。其中：巴虽与周仍保持政治上的从属关系，“班侔秦、楚，示甸、卫士”，但先东渡汉水，与邓国相争，后与楚国缔结军事联盟，参与灭夔、庸战争，势力进入峡江地区。春秋中后期，巴、蜀开始衰弱。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围鄾”，但“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败巴师于鄾。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不得已南下长江干流，转入鄂西、重庆和川东地区，与商代晚期流徙于此的巴人会合。
战国时期，巴、蜀成为秦国从汉水、长江两个方面进攻楚国的战略要地，以期实现“（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封子通国为蜀侯。后又攻灭苴、巴，俘虏巴王，封其为“君长”，置巴郡。公元前308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此时期，巴人虽然主体迁徙，但仍有部分巴人在安康一带活动，并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迄今先后出土了斧（舌）形铜钺、虎钮錞于、虎纹戈、柳叶剑等青铜器，与清江、川东地区一脉相承，共同见证了巴国那段“战争岁月”。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巴、蜀的国家形态虽然已灭亡，但它们的种族和文化仍然存在，不仅是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力量，而且还是推动中华文化“大一统”和民族“多元化”的重要支撑。
秦灭巴蜀后，屡次向巴、蜀地区移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改造，特别是推行的羁縻制度为之后两千多年中国边地治理开启了制度之先河。秦惠文王时期，以巴蜀地区“戎伯尚强，仍移秦民万实之” 。秦始皇时期，将大量富豪、强宗及流徒迁往巴蜀，加强地方统治和开发。西汉王朝建立后，延续秦王朝移民巴蜀政策，实行盐铁国家专卖，推行儒家思想，全面加强中央对地方的集权。尤其是东汉末年，张鲁割据汉中，大量移民涌入巴蜀地区，为缓解社会矛盾做出积极贡献。《三国志·魏书》记载：“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
巴、蜀独特的区位和经济优势，使其成为秦、汉王朝建立和巩固的重要力量，以至于后世得出“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兴自蜀汉” 的结论。在秦并六国时期，巴蜀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大量的人力资源，取之不尽的粮食、蜀锦、井盐和其他军用物资，成为秦国战略大后方，有力地支持了秦王政统一大业。在楚汉战争时期，巴蜀地区源源不绝的兵员和军需物资，奠定了刘邦“还定三秦、天下可图”的物质基础。汉王朝建立后，巴蜀地区还数次解困国家于危难之中。《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汉高祖二年（205年），“关中大饥，料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华阳国志·巴志》写道：“孝安帝永初二年（108年），凉州羌反，入汉中，杀太守董炳，扰动巴中。中郎将尹就讨之，不克，益州诸郡皆起兵御之。”
秦汉以后，巴、蜀文化特征渐行渐远，但至今安康仍保留“畲田火耕”“干栏式建筑”“悬棺（崖墓）葬”等历史印记，以及“质直好义”“尊祖重孝”“尚乐好逸”“信巫重祀”等文化基因，成为巴、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重要见证，也为安康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