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荣章
现陈列于汉中市博物馆的《石门颂》摩崖，是东汉桓帝时西城人王戒所书。当时的西城是县名，大体相当于今安康市汉滨区。随着《石门颂》的声名远扬，安康人王戒的书法也驰名中外了。
《石门颂》是东汉建和二年(148年)镌于陕西汉中褒谷石门隧道西壁的摩崖石刻，通高315厘米，上为题额，高54、宽35厘米，作二竖行,行五字,字径8至14厘米；下为正文，高261、宽205厘米，计22行,行30、31字不等,字径 6至7厘米；总计617字,虽有个别字漫漶,但皆可识读。
此摩崖的题额云：“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此即正名。宋洪适《隶释》首称其为“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后被简称为《石门颂》。1970年，因建修石门水库，遂将其凿迁至汉中市博物馆，供游人观览。其内容记述东汉顺帝时司隶校尉杨孟文疏请修复褒斜道事，兼述汉明帝诏令凿通石门(我国最早的隧道)及修治褒斜道之事；其文字作为汉代隶书的载体，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任情挥毫，心手两忘
《石门颂》作为摩崖体系的汉代刻石,其笔划、结体、章法，亦不失为汉隶的风范，惟因其远离朝廷,较少受到庙堂气息的约束，却自成一格。书法贵在创新。既合于规矩，又有新意，才是好的书法。《石门颂》正是以此而引人入胜。在世代沿革中，许多书法作品被无情淘汰，而《石门颂》却历久弥新。清人王昶称其“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摩崖》隶字疏密不齐者，各具深趣，推为东汉人杰作”。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可知在为数众多的八分汉隶刻石中,《石门颂》是出类拔萃的。
《石门颂》的书者，既熟谙隶法，又不拘于法。其下笔以充分展现个性为宗旨，任情挥毫，心手两忘，终于以独特的风韵流传于世。2004年12月，国家邮政局发行的《中国古代书法——隶书》特种邮票四枚，其中就有《石门颂》，使其一跃成为“国家名片”。
细察《石门颂》的魅力，其运笔之巧最为注目。
《石门颂》中,同一字时常两次或多次出现，而书者以其娴熟之技法，使其容貌各别。如九个“君”字、六个“道”字、八个“字”字、五个“安”字、四个“汉”字等相同之字,字虽同,但在用笔和结体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差别。而且,同一部首的多字,如六个“道”字和两个“遣”字的八个“辵”部，写法和意趣各别；八个“字”字和两个“守”字的十个“宀”部，其两侧的下垂笔长短各异，且各具篆意，上面的点,或正或欹、或直或弯、或断或连，其间总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没有绝对相同的点。此乃书者施巧的功力所在,毫无半点虚假。大凡著名的汉碑，皆不乏重字异写之技法，但比之《石门颂》却有逊色。
《石门颂》中的主横笔最具风采,如“章”、“卓”、“安”、“上”、“其”、“有”、“者”、“毒”、“晏”、“而”、“平”、“升”, 其横笔的奥妙，难以名状。同是落笔的上挑,而相互有别;同为横向的波势,而各呈其姿。善隶者,尝称这一横向之笔为主笔,多刻意着力于此,致使其模式化，难免入俗。似《石门颂》这般意态相宜又脱尘出俗，却殊实难得。
《石门颂》中的多数字,结体宽博,点画匀称、丰润,且笔力遒劲,意到笔到,显得黑白分明,天清气朗。另有少数字,字形较小,如“五官掾南郑赵邵字季南,属褒中晁汉强字产伯”等字，此属《石门颂》正文后之落款，叙说承办者职衔、姓名之情。因承办者系太守下属公务人员,故比正文低二格,且字形亦略小。汉碑中常有此例，如汉《西狭颂》摩崖正文后的题名,也作如上之处理,此乃时俗所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形态较小的字，风韵却毫不逊色。
《石门颂》中不乏笔划稠密的字，但不少字似有力求简约之势，如“荫”、“德”、“宁”、“继”、“毒”等十二字。从中不难窥见汉人去繁就简的风尚。无独有偶，在《西狭颂》摩崖中,也有许多简笔字, 这些简笔字,肯定是当时之流行字,书者基于达意之宗旨,不假思索,信手而书。笔划虽简省,但无空疏之感,仍不失中和之美。此乃技法娴熟使然,大凡善书者,必长于此道。
上述诸例可说明，《石门颂》这方摩崖,在笔划、结体、章法等方面都是富于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无规可循,全凭书者即兴处置,就像艺术家、文学家、诗人的灵感那样。这是难度很大的,《石门颂》的千姿百态,是书者巧妙运笔之见证。
篆情草意，别具一格
书坛论及《石门颂》的风韵，向有隶草之说。今人范韧庵、李志贤《书法辞典》谓:“《石门颂》素有隶中草书之称。”日本著名汉学家、书法家中田勇次郎先生一行多人，于1985年春来汉中，在他游石门题诗中有“蜀道摩崖隶草奇”之名句。这里的“隶草”，既非章草，亦非今草，当有其特定的涵义。
《石门颂》镌于石门隧道内壁，虽属摩崖之列，而又与常见的直接镌于崖壁间的摩崖石刻有别。据实地勘察，隧道底部至顶部之高约4米许，其上部呈拱形，试看《石门颂》与《杨淮、杨弼表记》的表面皆有弧状，即为隧道内部的原始剖面。再看《石门颂》的题额：“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十字，恰在弧状的部位，其字径虽比正文大了许多，而笔划反比正文纤细。可以想见书者在书丹时，因受隧道顶部的限制，必然身体后仰，尽力扬臂向上而挥笔，毫端所及，自然非同寻常。所以题额十字之纤细，当是书者在特定情况下因书写势态所致。此种“草意”当属书外之因,非隶法所循。
至于康有为等人，谓《石门颂》为“隶草”之说，虽说之成理，但以“命”、“升”、“颂”三字垂笔甚长，作为此说之主因，似欠确切。
试想《石门颂》全文六百余字，何以只将“命”、 “升”、 “诵”三字的垂笔拉得很长？盖此三字在书者心目中，有一种极为神圣的特定涵义。“高祖受命”，象征着天意。这个“命”字自然关系重大。书者预先将命字安排到石理剥裂处，书写时将其垂笔拉长至二格许，恰填其空。这一垂笔不仅破格的长，而且笔力十分厚重，意味着汉王朝久远不息也。以此理推之，“世世叹诵”的“诵”，其垂笔之长，预示后辈对汉顺帝时的司隶校尉杨孟文其人的功德长诵不已也。而“王升”的“升”字，其垂笔之长，既表露书者对顶头上司汉中太守王升的崇敬，又隐寓太守官位的升迁。值得注意的是，在《石门颂》后文中，另有“赵诵字公梁”之“诵”，这一“诵”字的垂笔却未见拉长，可证前一“诵”字的垂笔之长并非随意而为。总之，“命”、“升”、“诵”三字垂笔之长，原系书者随事喻指之情在笔下的流露，亦当属书外之因。只要读懂全文，就不难理解。如果孤立地将此三字垂笔之长，视为隶草特色，则有失之于察之弊。
《石门颂》中，有些字的运笔已有行书意味，如“更随围谷”之“随”字，“途路涩难”之“路”字，“故司隶校尉”之“故”字，“魏整字伯玉”之“整”字，此四字右偏旁的“攵”，皆类同于今之行书；又如“绥億衙疆”之“衙”字中间上部的“五”和“政与乾通”之“乾”的右上部，写法亦同于今之行书。此乃书者情不自禁地速写所成，如视此为隶草之痕迹，似在情理中。但《石门颂》的大篇文字，皆隶意宛然，而且，不少字篆意甚浓，其篆情草意，别具一格，与那种不事修饰、率意书写的所谓“隶草”，有严格的区别。
野鹤闲鸥，飘飘欲仙
汉隶见之于石刻者,多不署书、刻者之名,此乃风气如此。今人虽不胜惋惜,但也无可奈何。好在《石门颂》正文之后的一段款文隐约道出书者之名,堪为幸事。此文中的个别字比较冷僻,为便于识读,统按今字录之：“五官掾南郑赵邵字季南,属褒中晁汉强字产伯,书佐西城王戒字文宝主。”“主”者,掌管或主持之意。在此指负责操办刻石之事。“五官掾”与“属”，皆太守翼辅之官。书佐乃汉代郡县各曹的书吏，专司缮写文书事宜。
在《石门颂》中，书佐王戒其人，能与五官椽、属诸吏共同操办刻石之事，当有其因。就各人职能而言，五官椽赵邵，以其职权之广，必为统领其事者。属晁汉强其人，作为属吏，是听命于五官椽的，即遵照五官椽的部署，承办有关刻石的具体事务。书佐王戒其人，以其善书之故，书丹者非他莫属。这样一推论，《石门颂》的书者，总算留下了自己的名讳。至于刻石者为何人？仅据现有资料，是无从得知的。
在为数众多的书佐中，王戒能被遴选为《石门颂》的书丹者，其书艺之超群是显而易见的。而王戒如何完成这一庄严的使命，则鲜为人知。
这里不妨追溯一下汉人的书写习惯。据南朝齐人王僧虔《论书》所云：“伯喈（蔡邕）非流纨体素，不妄下笔。”所谓“流纨体素”，即指洁白光滑的绢帛也。蔡邕平日书写，“非流纨素体，不妄下笔”。可以想见他书写《经》文，必然命工匠先将碑面磨平；在书写中，又将石碑放置在最佳部位，且随时予以调整，以保持良好的书写势态。而这一切，《石门颂》的书者是无从享有的。
《石门颂》摩崖位于石门隧道西壁，而隧道内的崖壁是固定的，不可能像书写石碑那样，随意调整其高低及倾斜度。书写者在书写过程中，或立或蹲，或俯或仰，要不断变换身态，而且要凌空操作。这一切，与其说是书写，倒不如说是从事繁重而危险的苦役。面对此役，且不说像汉时蔡邕之辈的士大夫阶层，就连时下稍有名气的书家，也鲜有乐于一试者。汉人王戒，毅然担当此任，一则受其上司王升的差遣，不容推却；二则，以其工书之故，有幸被遴选为《石门颂》摩崖的书丹者，虽苦而乐。归根结底，他是一位受人役使以缮写为职能的普通劳动者，而在普通的劳动中，创造出了并不普通的业绩。
杨守敬《评碑记》谓《石门颂》“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清人张祖翼跋曰：“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这说明《石门颂》的固有魅力在书坛影响很大，以致“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我曾见过《石门颂》的多种临本，其中有何绍基、沈尹默、萧娴三位名家之临本，以何绍基所临比较传神，但也有不尽意处。我自己也临过百遍，至今也难明其要，深感其用笔之巧最难把握。孙过庭《书谱》有云：“偏工易就，尽善难求。”我反复玩味，《石门颂》之难临，或因其“尽善”之故。
